在此同时，写作此书的背景也包括一些思索：关于人们的道德判断，以及关于我们每个人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对许多我的同辈来说，他们为哪一边作战，全是由机运决定。他们的角色经常唐突对换：死忠的法西斯分子会变成游击队员，反之亦然。不管他们是为哪一边作战，他们都杀人，也都被人杀。唯有死亡才能让他们的政治选择凝止不变。（帕维瑟写出这种情境了：「每一位罹难者和每一位幸存者都很相像；罹难者问幸存者，凭什么是我死你活？」，《丘上之屋》（La casa in collina）的最后一页如此写道。当时帕维瑟正夹在两种情绪之间：他一方面懊悔自己没有加入战斗，另一方面又想真诚辩解自己为何拒绝加入。）

    ※

    看哪：我已经发现铺陈这篇序文的方法。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企图描述第一人称的游击队经验，或描写一名肖似我自己的主人翁。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有些加以发表了，另一些则丢进字纸篓。我的写作进度很笨拙。我一直没有办法彻底镇伏多愁善感与道德主义的激情。总是有些地方出了差错。对我来说，我的个人史看来是卑微的、低贱的。有些事物对我而言极其重要──而我在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心里满是矛盾情绪，顾忌再三。我开始撰写不一样的小说，故事里不再有我自己出现，此后一切顺利：语言、韵律、形貌都精准而有效率。我越将小说写得客观、无我，这样的小说就越能取悦我自己──以及别人。我将这些小说带给给同行人士，他们都是我在战后早期所认识的文友──米兰的维多利尼、都灵的金芝柏（注 20）──他们看了这些小说之后，都不再有负面意见。于是我终于知道，小说只要越无我、越客观，就越是属于我。

    自此，「客观」写作的天赋对我而言似乎再也自然不过了；那时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很快就要丧失这份天赋。我的十足信心推动了每一篇小说，小说存在的空间就是我知之甚详的世界：「我的」经验就是这个小说世界，他人的经验资益了我的经验。正因为我将历史意义、道德与情感收藏隐匿起来，它们才得以存在。

    我在组织里识得一位少年游击队员。当我着手计划一篇以他为角色的小说时，我并不觉得这一篇小说会比我的其它短篇小说来得要长。但，这一则短篇小说后来为什么转变成一部长篇小说呢？因为──我后来才明白──小说主人翁和我之间的认同关系变得复杂了。少年宾这个角色和游击战之间的关系，象征呼应了我自己和战争之间的互动历程。宾的自卑感──他处于难以理解的成人世界中──应和了我自己的自卑，他和我的处境相同，只不过我属于中产阶级。宾出身低下，但他却引以为傲，让他觉得足以和党羽共谋，甚至他认为自己简直就比任何「亡命之徒」来得优越，他也因而大胆妄为；而我自己则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来掌控情势，从不大惊小怪，让自己不受情绪影响。而且，由于两者之间的转换（请注意，我后知后觉，后来才得悉这些转换。这些转换是迟来的助力，让我得以认识自己写出了什么），本来隐灭我私己观点的小说又再一次成为「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主题，是一段维持太长久的青春期。故事里的少年将战争视为一种「不在场证明」──不论就这个词的原义和隐喻而言。在数年之内的空间里，「不在场证明」变化为「此时此刻」。对我来说，这样的「此时此刻」是太快了些，或者该说是太晚了点：梦境拖行太久，而我尚未准备承受这些梦。我首先要面对的事实是：与外国抗争的战争逆转，昔日面目模糊的叛贼变成今日的英雄与领袖。此时，在承平时刻，鼓舞所有人际关系的新进能量颇具热力，热力渗进公共生活的所有机制；突然间，遥远的文学城堡也开启大门，彷若邻近友善的避难所，张灯结彩迎接乡下来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