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对于文化并非全然无知，我明白历史对于文学的影响是间接的、缓慢的、经常矛盾的。我很清楚，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产生伟大的小说，甚至最卓越的「小说世纪」也一样。我知道，「复兴运动」（注 12）的伟大小说并没有写出来过。我们全都晓得，我们并没有太天真；可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目睹过、见证过历史，心中就会生出特别的责任心……

    就我来说，这种责任心终究让我觉得──历史的课题太过重要、太过严正了，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可以负担。而且，我为了避免自己被这样的课题吓住，便决定不要迎头硬攻，而改从侧面切入。我利用一个孩子的眼睛来观看这个世界，孩子所在的环境充满顽童和游民。我发想出这个故事：一方面，故事仍然牵连游击战、英雄主义和牺牲；另一方面，故事保有自己的色彩、苦味、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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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可以如何定义、重审这部小说呢？（我必须从头开始重写这篇序文。我行进的方向错误：我几乎要说，这部小说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很聪明，逃开「使命感」的重担──事实正好相反……）我将这部小说定义为一种「使命感」文学，但我采用「使命感」的广义。在今天，当人们在讨论「使命感的文学」时，通常都会陷入错误的想法──人们会以为，这种文学只是用来注释早已定案的论述，和任何文学表现无关。但，实际上，所谓的「使命感」，是种承诺，是可以在各种层面跳出来的；在此，它主要的意涵是：意象与文字，姿态，步调，风格，轻蔑，违抗。

    选择这样的课题，就已经是一种几近大胆挑衅的炫耀。向谁挑衅呢？当时的我会说，我要同时站在两种战斗位置上：一方面，我要挑战诋毁抗战精神的人；另一方面，我要挑战将抗战精神过度神圣化的神殿看守人。

    第一种作战位置：解放结束不过一年的时间，正经十足的体面人士就再次占据高位，抓住那时期的任何机会大肆发作──举凡战后青年生活困顿、犯罪率再次提高、建立新法制困难重重，他们都有意见。他们大声疾呼，「看哪，我们早就说过了；这些游击队，总是那副德性；他们不必大费周章告诉我们抗战时期的童话；那种理想，我们都清楚得很……」

    我就在这种社会气候之下写出我的作品；我利用这本小说，吊诡响应那些正经人士：「好极了，你们好像很有道理，我就照办。我不会在小说中描写最好的游击队员，我反而要写出最坏的一批。我的小说焦点将会放在一组极其狡猾的角色上头。我故意描写坏角色而不写好人物，这又如何呢？这些未加深思虑就投入混战的角色，也都是由人类互救的人性冲动所趋使啊，这种冲动就使他们比你好上千百倍，使他们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这把劲！」但这种论点，这种挑衅，现在已经离我很远了；我要指出，即便在当时，这本书也只不过是一部小说而已，并不是历史论证过程中的元素。同样的，如果你仍然感觉到一丁点情缩挑拨，这种微微的刺痛全都来自那时候的争辩。

    来自双重的争辩。至于在第二种作战位置上头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离现在的我很远了。那时，针对艺文活动的「政治指导」才正要开始。有人要求作家创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写出在社会行为与革命战力方面的正当形象、说教标尺。这，我说过，只是起头；我还要补充，从那时候开始，这种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在意大利发挥效力，也得不到支持。然而，新文学隐然就要遭遇危险，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劝说的差事。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甚明白压力的降临；不过，我已经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准备对抗新起的高调。（我们那时维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种很难维护的资产。虽然这笔资产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