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