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