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博拉正等在位于在椰树林私家小区的一栋价值两百万美元的豪宅门前。这条街从一进门口的警卫小屋到这栋房子前都被警察封了。一群愤愤不平的邻居聚拢了来，站在他们精心修葺过的草坪和便道附近，怒视警察局来的这些贫民阶层的代表侵入了他们的世外桃源。德博拉正在街上指挥摄影师拍什么和从哪个角度拍。我赶紧过去加入她，身后尾随着科迪和阿斯特。

    “那他妈的是什么？”德博拉质问我，目光从孩子们移到我身上。

    “他们被称做孩子，”我告诉她，“往往是婚姻的副产品，所以你不大熟悉他们。”

    “你带他们来这儿是他妈的疯了吗？”她脱口而出。

    “你不应该说那个词，”阿斯特气哼哼地告诉德博拉，“说了就欠我五毛钱。”

    德博拉张开嘴，脸涨得通红，然后又把嘴闭上了。“你得把他们带走，”她最后说，“他们不该看这些。”

    “我们想看。”阿斯特说。

    “嘘，”我对他们说，“你们两个安静点。”

    “天哪，德克斯特。”德博拉说。

    “你让我马上来的，”我说，“我这不是来了。”

    “我可没法给两个孩子当保姆。”德博拉说。

    “你不用，”我说，“他们没事的。”

    德博拉看了看他们俩；他们俩看着她。大家的眼睛都一眨不眨，有一刹那我以为我妹妹会把她自己的下嘴唇咬下来。然后她甩甩头。“随便吧，”她说，“我没工夫吵架。你们俩去那边等着。”她指着自己停在街道对面的警车，然后抓住我的胳膊，拽着我朝房门走去，那里一切工作正在进行。“看。”她说，指着房子前面说。

    在电话里德博拉告诉我说他们找到了人头，但事实是，人头很难不被发现。在房子前面是一条不长的车道，蜿蜒着穿过一对珊瑚石砌成的门柱，伸向一个中央有着喷泉的小院子。在两个门柱的顶端各是一盏华丽的灯。在门柱之间的车道地面上用粉笔写着什么，看上去是字母“MLK”，还有一段奇怪的文字，我认不出是什么。在读者被弄糊涂之前，我要说的是，在每个门柱上面，是——

    啊。尽管我得说那情景不乏原始张力和显而易见的戏剧感染力，可还是过于粗野残忍了。两只头颅被仔细清洗过了，但眼皮没了，嘴巴也被高温弄成了诡异的微笑状，实在不大好看。当然在场没有人问我的观感，但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搞成这样一片狼藉。很不整洁，缺乏真正娴熟的技巧。而且让人头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摆着，纯粹是为了炫耀，这表现了一种不精致的做事手法。还是没品位。我愿意承认我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在美学评论方面，我总是等着黑夜行者在我耳畔低声发表意见，但是果不其然，一片寂静。

    没有低语，没有翅膀拍动的声音，没有唧唧的叫声。我的指南针不见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种不安的境地下，我只有握住自己的手。

    当然，我不是绝对的孤身一人。德博拉在我旁边，我意识到在我痛悼自己那失踪的伴侣时，她正在跟我说话。

    “他们这家人今早去参加葬礼，”她说，“回来后就看见这些。”

    “谁是他们？”我问，冲房子示意一下。

    德博拉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疼死了。“这家人，你个笨蛋，叫奥特加。我刚才都说什么来着？”

    “这些都发生在大白天？”不知怎么的，这事有些让人不安起来。

    “大多数邻居也都去葬礼了，”她说。“但我们还在查找看有谁看见什么没有。”她耸耸肩，“我们也许运气好，说不定。”

    我说不好，但就是觉得这事给我们带不来运气。“我猜这个局面给哈尔潘的定罪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