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在忐忑中度过，希望黑夜行者会回来，又隐隐觉得那不可能。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这种阴沉的感觉越发明显，让我心里发凉。

    我心里有很大一块地方空了，我连想都不敢多想，更别说如何填补，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我不想说我此刻痛苦的感受，我总觉得那是种自恋加任性的表示，但我的确非常不舒服，整天都生活在一种黏稠的焦虑和恐惧中。

    我的黑夜行者去了哪儿？为什么？它还会回来吗？这些问题无可避免地让我陷入更深的思考中：黑夜行者到底是谁？它当初为什么会来到我身上？

    这也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我是在如此依赖一个并非我本人的东西来确定自我——也许那就是我？也许整个儿黑夜行者的角色不过就是一种受过创伤的意识，一只能够捕捉被过滤了的现实那微弱闪光的网，它能保护我，不让我知道自己那可怕的真面目。有可能。我懂得心理学基本常识，而且琢磨了有好一阵子了。我有什么地方的确是不正常的，这倒无所谓，我对于自己的不正常安之若素。

    起码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突然我变成独自一人，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生平第一次，我非常需要弄清楚出了什么事。

    当然，工作不等人，没时间让我自省，哪怕是寻找失踪的黑夜行者这么严肃的课题。不行，德克斯特还得工作，尤其是德博拉正把鞭子挥舞得噼啪作响。

    好在都是常规工作。我和法政科的伙伴们花了一早上时间仔细搜查了哈尔潘的公寓，想找出确凿的犯罪证据。更好在证据比比皆是，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在他的衣橱背后，我们发现了一只溅了几滴血的袜子；沙发下面是一只白帆布鞋，上面也有血滴，浴室的塑料袋里有一条裤子，边缘有些烧焦了，上面有更多血迹，喷溅式的点状物，被高温烤得很硬。

    找出来这么多证据大概是件好事，因为德克斯特今天不如往常那么聪明和状态好。我发现自己魂不守舍、忧心忡忡，不知道黑夜行者还会不会回来，会不会在下一秒出现在衣橱那儿，提着一只脏兮兮的溅了血的袜子。如果这会儿需要做有难度的调查工作，我都不知道是否还能保持我那曾经相当高的职业水准。

    好在工作没什么难度。大把证据一股脑儿地涌现出来，到处都是，清晰确凿。这样的现场极其少见，他毕竟有好几天时间来收拾干净手脚。我在从事自己的业余兴趣时是很干净整洁的，可以片刻之间消除一切痕迹。哈尔潘则浪费了好几天工夫，连最起码的警惕性都没有。这简直近乎易如反掌。等我检查了他的车子，就把“近乎”二字也抹去了。前座扶手上清晰地印着一个沾着干涸血迹的大拇指指纹。

    当然了，实验室的化验结果仍有可能证实那只不过是鸡血，哈尔潘只不过是在从事一个无害的业余爱好，比如杀鸡。不过我怀疑这种可能性。显而易见，哈尔潘对别人干下了一些不大好的事。

    可是，那小嘀咕仍然叩击着我的神经，越来越响亮，那就是：这一切太容易了，容易得不对劲。但因为黑夜行者没有亲临指导，我只能是自己想想。毕竟让德博拉大失所望是件残忍的事，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汇拢起来，指向哈尔潘就是我们要抓的凶手，她已经兴高采烈得都快燃烧起来了。

    德博拉拽着我去审问哈尔潘时，一路上哼着歌儿，这更让我紧张了。我们进入审讯室时，我看着她，我不记得上次她这么开心是什么时候，她甚至都忘了在脸上做一副永恒的不赞成的表情。这可真让人担心，这简直是违法犯法嘛，就好像95号州际公路的司机突然变得谨慎小心地驾驶。

    “好了，杰瑞，”我们刚坐进哈尔潘对面的椅子，她就开心地说，“你想谈谈那两个女孩吗？”

    “没什么好谈的。”他说。他脸色惨白，几乎泛绿，但神情比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