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这位副署长当然不会知道赖昌星的应对方案。这是后来他到了厦门，从案犯的供词中得知，他听后也不过为之一笑。

    不过，1999年4月底，自他受命挂帅以来，却为怎样不辱使命而常常度过不眠之夜。

    根据中央指示，他得调兵遣将，将专案组搭建起来。首先得对举报信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判断，而不能贸然行事，然后要搞出一个侦破方案。这是一个涉及500亿金额的走私大案啊，一旦动作起来，必然牵出上自北京下自地方的各层次的显赫人物。其中，厦门海关首当其冲逃脱不了干系。目前海关系统，经历湛江大案冲击，已经变得相当敏感了。谁挂帅赴厦门主持查处远华大案？中央钦定了他，用心可谓良苦。

    他来海关不久，与海关相关的事并无牵涉，这是有利的一面；然而又正是对海关知之较少，所以让他挂帅查私，当然有门外汉的感觉，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而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对举报信的可靠程度一时还不摸底，对查处的方法、策略也心中无数。在公安部时，他曾过问过几个走私大案。那时，已得出结论：走私犯罪，尤其是大规模的法人走私定有背景，定是谋划周全的高智能犯罪。对远华案要是查不下去，要是误入歧途，要是形成僵局而被强行收兵……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他都将时刻处在风口浪尖上，天天在刀刃上跳舞！

    搞公安的人，一听到大要案，谁不跃跃欲试？就冲500亿这个大数字，他的神经被刺激得兴奋起来！这是职业病。

    他知道，首要问题是在海关总署机关内物色一个主持查私的将才。他想到了海关总署调查局局长章国胜。

    1998年，章国胜任总署调查局局长，上任第四天，受命查处福州“10·12”移动通讯器材走私大案，一举把受贿放私的福清海关原关长带出。这位总指挥回海关总署征求党组其他同志的意见，最后署长表态：中央让你挂帅，用人按你的意见办。总署侦查局副局长吕滨，也是从公安部调过来的，他们之间比较熟悉。吕滨主管侦破工作，理应披挂上阵。中纪委也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二室的副主任孙文健，一个是三处的谭辉。将才定下后，调兵则是章局和吕副局他们的事了。

    到1999年6月，除两个组长外，组员已确定了9人。中央“4·20”专案组正式组建。

    首先，专案组领导指示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查总局，选派侦查处刘处带领得力侦查人员通过公安部的渠道，从广州潜往厦门。任务是掌握赖昌星走私集团的最新动态。侦查人员潜入厦门后，对重要嫌疑人进行秘密布控。

    专案组领导又部署9人小组集中研究，评估举报信的真伪，并尽快拿出初期行动方案。参加过湛江走私案查处的几个同志论证：厦门案走私活动的组织性、系统性、隐秘性均是湛江案所没有的。

    另外，避开海关的闯关走私，在海关无单证可查。由于各走私链的环节掩蔽，要查出真相必须要破开链条上所涉及的诸多环节，才可获得确切证据。这在查处事后案件（海关专业术语，即走私成功后被发现的案件，其特点是现场已消失，走私货物已不复存在）中又称得上难中之难了！所以，后来中央领导听了汇报后评价说：和厦门案比起来，湛江走私案那是“土包子”所为！

    举报材料可信度高，但查证（即调查取证）难度又极大，举报信中的证据材料中，叙述植物油走私的材料不但丰富，而且具有可查性，初战主攻植物油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