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信哄他，所以又生了叛心，想驱逐景嵩，去迎降日军。等到日军攻破基隆的这一日，三貂岭正在危急，文魁在狮球岭领了他的大队，挟了快枪，驰回城中，直入抚暑，向景嵩大呼道：‘狮球岭破在旦夕了，职已计穷力竭，请大帅亲往督战罢！’景嵩见前后左右，狞目张牙，环侍的都是他的党徒，自己亲兵反而瑟缩退后。知道事不可为，强自震慑，举案上令箭掷下，拍案道：‘什么话！速去传令，敢退后的军法从事！’说罢，拂袖而入。叹道：‘文魁误我，我误台民！’就在此时，景嵩带印潜登了英国商轮，内渡回国，署中竟没一个人知道，连文魁都瞒过了。这样说来，景嵩守台的失败，原因全在李文魁的内变。这种内变，事生肘腋，无从预防，固不关于军略，也无所施其才能，只好委之于命了。我们责备景嵩说他用人不当，他固无辞。若把他助无告御外侮的一片苦心一笔抹杀，倒责他违旨失信，这变了日本人的论调了，我是极端反对的。”肇廷举起一大杯酒，一口吸尽道：“骥兄快人，这段议论，一涂我数月以来的闷气，当浮一大白！就是刘永福的事，前天有个从台湾回来的友人，谈起来也和传闻的不同。今天索性把台湾的事，谈个痛快罢！”大家都说道：“那更好了，快说，快说！”

    正是：

    华筵会合皆名宿，孤岛兴亡属女戍。

    不知肇廷说出如何的不同，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