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了名字，可是关于我的名字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果你叫鲍勃，没有人会问你：“怎么拼？”叫派西尼·莫利托，帕特尔就不一样了。

    有人以为我的名字是P·，而我是锡克教徒，于是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戴包头巾。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蒙特利尔。有一天晚上，订比萨饼的事落到了我头上。我无法忍受另一个说法语的人放声嘲笑我的名字，因此当接电话的人问：“请问你叫什么？”时，我说：“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半个小时后，比萨饼送到了，是给"李乔·德曼"的。

    的确，我们遇见的人可能改变我们，有时改变如此深刻，在那之后我们成了完全不同的人，甚至我们的名字都不一样了。注意西蒙也叫彼得，马太也叫利未，拿但业也叫巴多罗马，是犹大而不是加略人叫达太，西缅被叫做尼结，扫罗成了保罗。

    我12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的罗马士兵站在校园里。我刚到学校。他看见了我，一道邪恶的天才之光照亮了他愚钝的大脑。他抬起胳膊，指着我叫道："是帕特尔！"

    所有人都立刻大笑起来。我们鱼贯走进教室时，笑声停止了。我头戴荆棘冠，最后一个走进去。

    孩子的无情对谁都不是新闻。没有人煽动，没有人要求，这几个字随风飘过校园，传进我耳朵里："排泄哩在哪里？我得走了。"或者：“你正面对着墙，你在排泄呢？”或者类似的话。我会

    一动不动，或者相反，继续做自己的事，假装没有听见。声音会消失，但伤害却留了下来，像小便蒸发后留下的气味。

    老师也开始这么做。是天太热的原因。随着一天的时间渐渐地过去，早晨还像一片绿洲一样紧凑的地理课开始像塔尔沙漠一样拉长了；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如此充满活力的历史课变得干巴巴灰蒙蒙的；最初如此精确的数学课变得糊里糊涂。老师们下午疲惫不堪，用手帕擦着额头和颈背，他们并不是想伤害我的感情,也不是想让大家发笑，但是甚至他们也忘记了我的名字所能激发的独特联想，很不体面地将它扭曲了。从几乎难以察觉的语调变化中我能听出来。好像他们的舌头是赶着野马的驾车人。他们能勉强发出第一个音节，但是最后，天太热了，他们对口喷白沫的战马失去了控制，不再能勒住缰绳让马走过第二个音节，而是不顾一切地向下冲到了第三个音节，下一次再叫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味儿。我会举起手来回答问题，老师点名让我回答时会说：“排泄哩，你说。”通常老师意识不到他刚才叫了我什么。他会疲惫地看我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说出答案。有时候全班似乎像他一样被炎热打倒了，对此也没有反应。没有一声窃笑或一个微笑。但我总是能听见那含糊的声音。

    在圣约瑟学校的最后一年，我感到自己就像在麦加遭受迫害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安息。但是就像他准备逃往麦地那，准备进行标志着穆斯林纪元开始的逃亡一样，我也在计划自己的逃亡，在为自己计划一个新的开始。

    在圣约瑟学校毕业之后，我进了，那是本地治里最好的一所说英语的中学。拉维已经在那儿了。像所有弟弟一样，我会因为追随一个受到大家喜爱的兄长的足迹而感到痛苦。在小修院他是同龄人中的运动员，一个令人生畏的投球手和有力的击球员，城里最好的板球队，我们自己的的队长。我是个游泳健将，这一点并没有惊起什么波澜；似乎人性的法则便是如此，生活在海边的人觉得游泳健将可疑，就像生活在山里的人觉得登山健将可疑一样。但是跟随某个人的影子，这并不是我要的逃跑，尽管除了"排泄哩"我愿意叫任何名字，哪怕"拉维的弟弟"也行。我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