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在我饥饿的时候诞生的。我来解释一下吧。1996年春天，我的第二本书—一本小说—在加拿大问世了。那本书并不成功。书评家不是对它感到迷惑不解，就是用轻描淡写的赞扬让它显得一文不值。读者也对它置之不理。尽管我费劲地扮演小丑或高空秋千表演者的角色，却对媒体这个马戏团不起任何作用。我的书仍然卖不动。一本本书排列在书店的书架上，就像一个个孩子在排队等着打棒球或踢足球，而我那本书就像一个瘦长而笨拙、根本不适合做运动员的孩子，谁都不愿意让他加入自己的球队。它很快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失败的结局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我已经开始创作另一个故事了，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只是我感到焦躁不安。而且我只有很少的一点钱。

    于是我飞到了孟买。这么做并不缺乏逻辑性，如果你能认识到三件事：在印度完成限期工作会让任何人都不再焦躁不安；在那里可以用很少的钱生活很长时间；以1939年的葡萄牙为背景的小说也许和1939年的葡萄牙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我到印度去过一次，在北方待了5个月。第一次我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到这座次大陆的。实际上，我准备了一个词。当我对一位了解印度的朋友谈起我的旅行计划时，他随口说：“印度人说英语很滑稽。他们喜欢唬弄（bamboozle）之类的词。”当飞机开始在德里缓缓着陆时，我记起了这个词，于是这个词成了我在面对鲜艳的色彩、嘈杂的声响和各种仪式所营造的印度的疯狂之前所做的惟一准备。我有时会用这个词，而且，说实诺，这个词很有用。我对火车站的职员说：“我没想到车票会这么贵。你不是想唬弄我吧，是不是？”他笑了，唱歌似的说：“不是的，先生！这儿没有唬弄人的事儿。我给你报的票价是对的。”

    第二次去印度，我知道会遇上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我要在一处山间驻地住下来写小说。我想像，宽大的阳台上放着一张桌子，我正坐在桌前，面前摊放着笔记，笔记旁边放着一杯茶，正冒着缕缕热气。在我脚下是浓雾笼簞的青山，在我耳中是猿猴的啼声。那里气候宜人，早晨和傍晚需要穿一件薄毛衣，中午只需穿短袖。这样安排好了之后，我手中握着笔，为了更加高度的真实，要把葡萄牙写进一部虚构的小说。小说就是有选择地改变其实，不是吗？不就是通过扭曲真实而揭示其本质吗？我又有什么必要到葡萄牙去呢？

    经营驻地的女主人会告诉我当地人为了把英国人赶出去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对我午饭吃什么和第二天晚饭吃什么会有一致的意见。写作了一天之后，我会在茶园里起伏的山岗上散步。

    不幸的是，小说结巴了一阵，咳嗽了几声，便一命呜呼了。那是发生在梅特兰的事，那里离孟买不远，是一处很小的山间驻地，有猴子，但没有茶园。这是未来作家特有的苦恼。你的主题很好，句子也不错。你的人物如此栩栩如生，几乎需要出生证明。你为他们铺排的情节既宏大又简单，扣人心弦。你做了调查，搜集了事实——有关历史、社会、气候、烹任等方面的事实，这些会让你的故事具有其实感。对话流畅，充满了紧张。描写充满了华丽的词藻、鲜明的对比和有力的细节。真的，你的故事不可能不了不起。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尽管故事有着显而易见的光明前途，却有那么一刻，你意识到你脑后那个不断缠绕着你的低语声说的是明白无误的可怕事实：这没有用。故事缺少某种因素，即无论有关历史或食物的事实是否正确，都会让一个真正的故事具有生气的那种活力。你的故事在情感上毫无生机，这就是关键所在。这一发现令人沮丧，我告诉你。它让你产生一种令人痛苦的渴望。

    我把那本失败的小说的笔记从梅特兰寄了出去，寄往西伯利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