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美、苏、英及法国、印度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5月，远东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了诉讼，这场诉讼后来被称作“东京审判”。

    在进行“南京大屠杀”审判时，攻占南京的日军主帅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在法庭上这样轻淡地描述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尽管我在南京之战中小心谨慎，但在当时忙乱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冲动的官兵，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

    松井石根的“轻松”假面很快被美国牧师拍摄的历史胶片戳穿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日军攻占南京时留在南京城内，他目睹并用摄影机拍摄下了日军的兽行，当这段一百零五分钟的历史影像作为证词在法庭上播放时，世界震惊了，连现场的日本记者都连用三个“惨”字来形容，日本记者写道“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高文斌曾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当年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时，他在搜寻材料中发现了两名参与大屠杀的漏网战犯，高文斌回忆：“一次，我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日新闻》，这张报纸在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两个日本军官持刀而立，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杀人比赛，看谁砍中国人的头多。”

    高文斌立即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汇报，经调查审讯，两名日军少佐在向南京进攻时，相约进行杀人比赛，共斩杀中国军民253人，两个杀人狂魔被从日本解回南京，由中国军事法庭执行枪决。

    东京审判后期，远东法庭围绕着对战犯是否判处死刑曾发生过分歧，11名法官中，因有些人所在国未受日军蹂躏，不赞成对战犯处死刑，中国法官梅汝璈等慷慨陈词，力主严办首恶，最终以六对五的微弱表决优势，将7名日本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审判书中，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四万万受害的中国人民，写下了十多万字。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1948年12月22日深夜，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日本甲级战犯，先后走上了东京“巢鸭”监狱内的绞刑台，他们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与日军大小战斗16.5万多次，歼敌150万，占二战日本阵亡人数的70%。与此同时，中国山河破碎，付出了无数生命和鲜血。蒋介石在日本正式投降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十年以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一些经历南京日本投降仪式的中国官兵记得，这场仪式只有15分钟，但为了这短短的15分钟，四万万中国人却为此奋战了整整14年。

    事实上，日本许多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人没有受到追究，在远东军事法庭起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日本文化、日本军制缺乏了解。美国人在当时没有理解日军参谋的这种特殊作用，和日本军队（特别是陆军）的“下克上”现象，而受其“政府管理军队，军队是职业军人的集团”这种西方固定观念的影响，在决定甲级战犯时是以政府关系为主。因此与陆军省有关的高级军官（课长以上）几乎全部是甲级战犯嫌疑人。而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却几乎没有受到追究。还有不少证据被彻底销毁，证人被封口。

    1945年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陆军军部就命令下属各部队、教育机关、附属机关销毁一切机密文件，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