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驶离钓鱼岛。

    黄锡麟说，“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情绪很高涨，高喊着‘日本滚出钓鱼岛！’日本保安厅的船还是一直跟着我们，直到离钓鱼岛40海里才返回。”

    离开钓鱼岛的时候，黄锡麟告诉船上的保钓成员，“我们还会再来。保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要做一个长期抗战的准备。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不能让日本人随随便便就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除了政府方面对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严正声明外，民间保钓运动也一直未间断，从最早的海外留学生，到港台民众，再到两岸三地民众同时参与，从1970年开始算起，已经有41年历史。

    1970年底，一本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钓鱼岛须知》的小册子，其中重点提到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日本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并且从地理、历史、海洋法等方面阐释钓鱼岛主权隶属于中国的事实，在美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之间流传。

    1970年12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沈平、李德怡等人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至1971年初，“保钓行动委员会”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1971年4月10日，来自全美30余所高校，17个地区的近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于华盛顿宪法大道与二十三街的广场，保钓运动达至高潮。

    四次出海，一次登岛，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行动最活跃的时间，集中在2003至2004年。

    2004年3月24日，大陆保钓志愿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岛。登岛的7个人，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方卫强、王喜强、胡显峰和殷敏鸿。

    “没有海滩，岸边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刚下过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来，遍山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棕榈树的植物，青葱色，树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头来。”这是殷敏鸿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回忆中钓鱼岛的模样。

    回溯起来似乎很轻松，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紧张而混乱。海上风力7级，开船1个多小时后，大部分人纷纷吐得不成样子，晕船药根本不管用。“那感觉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抖出来。”

    大家出发前商量过无数种方案和对策，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杂牌军的弱点全都出来了：“渔船开到了很靠近钓鱼岛的地方，两条小艇放下海，发动机挂不上去，连船桨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记把对讲设备和摄像机给我们了……”殷敏鸿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个人，“还没有靠近岸边的礁石，另外两个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里，游了过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发现，“到达的只是一块大礁石，跟钓鱼岛主岛还隔着几米远，只能游过去”。

    7名志愿者在钓鱼岛上停留了10多个小时，张立昆回忆：“刚上岛时，大家太兴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两条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里并不惊慌。既然来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湿透了，围着海岛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设立的牌位，还找了半天独自去爬山的方卫强，剩下的时间围着火堆在烤火。”殷敏鸿说他当时很乐观，“只要有时间，我们肯定能回来，山上有树，我们可以扎木筏。”

    没有对讲机，眼睁睁地看着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渔船上负责指挥的虞泽海和李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大船在钓鱼岛周边徘徊了很久，与岸上的大本营联络后，最终决定先返航，带橡皮艇再来接他们，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点，日本舰艇和飞机已经赶到，大船赶紧折返往钓鱼岛方向，却被团团围住。岛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带到了冲绳，在看守所单独关押。

    接下来，就是全国瞩目的事情了：7个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