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前。柜台里面站了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日本女服务员。他将飞机票递过去，用英文问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几点起飞，在哪个等机口上飞机。

    那位服务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嘴里自言自语道：“beijing。”然后，她把机票放在柜台上，一转身走了。水均益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问别人了。于是，他又耐心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后，那位服务员回来了，看表情她似乎已经忘了刚才水均益问她的事情，而是接过他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那位旅客改签机票。水均益有点莫名其妙地问她：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没有一点声音。那位服务员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他的话。水均益又问她：“小姐，我在问你话呢。”

    还是没有声音。只见那位服务员改好了机票，双手将机票恭恭敬敬地递给那个西方人，用英文对他说，机票已经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脸上堆着卑谦的笑容。这时，水均益忍无可忍，大声对她说：“小姐，现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问讯了呢？”没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转身又走开了。

    水均益勃然大怒。找到了在场的值班经理，对这位服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投诉。事后，一位曾在日本常驻的朋友告诉他，这种事情在日本常有。“有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听到你是中国来的，他们有时就会装糊涂。”那位朋友这样说。

    水均益想到了那位服务员在拿到机票时嘴里嘟囔“北京”的样子。一位机场问讯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这让他实在无法理解。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5年11月，水均益又一次前往日本。这次是去日本的大阪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有一天，他想采访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于本次会议的看法。于是，水均益便和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大阪市的街头。

    但他们走了好几个街区，碰上的都是软钉子。给他们的感觉是，日本人都不愿接受采访，而且没有几个人会说英文。在一家饭店门口，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水均益让摄像把摄像机打开，然后拿出话筒，想对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位司机穿着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水均益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他们只好作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位司机接过水均益给的车钱，脸上一副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囔了两句日语。

    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阪的国内朋友来看他。见到这位懂日语的朋友，水均益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机说的那两句日语。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摄像机没有关闭，所以，那两句话被录了下来。于是，水均益赶紧把摄像机抱到这位朋友的跟前，想让他听听那位司机到底因为什么而不满。他的朋友耳朵贴在摄像机的小喇叭上听了半天，抬起头来。他瞪着眼睛，脱口大骂：“我操他妈！”

    朋友告诉水均益，那位司机在他们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他，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水均益猛醒——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

    后来他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学习过英文。在日本的小学和中学里，英语是必修的课程。但是，许多日本人却只对西方人讲英语。后来他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在日本人眼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以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属一个档次为荣，而不耻和亚洲的这些“落后”民族“同流合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江永研究员曾做过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我们中国过去遭受了日本那么残酷的侵略，受到了那么严重的民族迫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