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不仅是简单的，而且还是冷酷的，缺乏最起码的是非判断和道德考量。好像没有一个无辜的人在“凶猛又智慧”的突厥兵刀下流血、丧命，好像西方的“森林狼”在“抢得”“银矿金山”的过程中，不曾给当地的土著人带来苦难和血泪，好像东方的“农耕羊”活该“不在话下”地被“西方海狼”蹂躏和虐杀。作者的历史观和生存哲学是赤裸裸的“丛林原则”：强者即刀俎，弱者为鱼肉，弱肉强食就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原则。

    与这种缺乏历史感和伦理感的叙事相反，面对同样的叙事内容，那些优秀的作家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叙事文本。在日本作家井上靖的长篇小说中，成吉思汗和合撒儿一起射杀了自己的兄弟别克惕儿。他的母亲诃额仑得知后“怒叱”道：“你们杀死了，杀死了一个难以替代的自家人。你们像乘风为害的饿狼，你们像逐其雏而食的鸳鸯，你们像动其卧穴而袭击的狼豺，你们像捕食无踌躇的猛虎，你们像横冲直撞的灵獒。”（井上靖：《井上靖西域小说选》，第30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当成吉思汗说自己的名字将“在历史上永存不泯”的时候，博学而正直的异族青年耶律楚材“毫无惧色地”回答他：“十分遗憾，我相信可汗的名字能在历史上保存下来，这是因为可汗让自己的部下肆无忌惮地尽情地杀戮。”（同前，第521页）勒内·格鲁塞则在著名的《草原帝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成吉思汗被看成是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12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族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祖先中不曾有人留下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17页，商务印书馆，1998）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地宣扬“狼图腾”？怎么能热情洋溢地赞美灾难的制造者？

    如果说游牧民族和西方“大狼巨狼”因为凶悍残忍而成功的话，那么，华夏农耕文明正是因为不够凶悍残忍，或者，形象地说，是因为“羊性”太多而落后。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都认为，“华夏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这种文明内部没有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第365页）。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就是狼性化的生存方式。司马光说秦“以贪狼为俗”，本来并不是一句赞美的话。但在的作者看来，这简直就是无以复加的赞美。秦始皇虽然是一个“狼性暴君”，但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可以造成“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看么，秦朝虽然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狼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第379页）。这实在是一个缺乏起码的历史感和事实感的虚妄判断。汉唐的盛世繁荣，恰恰是统治者“过秦”反思、力行仁政、轻赋少事、约法省刑、善制侵陵、与民休息的结果。而暴秦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狼性”太多，人性太少。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败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司马迁则在伟大的《史记》中，借侯生和卢生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暴秦的批判态度：“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又借樊哙之口道出了秦王的野蛮之本性与必亡之因由：“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秦朝因滥施暴力二世而终，项羽也是因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才兵败垓下的。在司马迁看来，暴虐寡恩，好勇斗狠，从来就是一种消极的道德和丑恶的激情。难道这些千百年来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同和接受的常识，也是靠不住的吗？也要被结构、被颠覆，从而用完全相反的结论来取而代之吗？

    事实上，所宣达的简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