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作品，也令其同一作品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在形形色色的金庸武侠小说中，有根据香港明河社版影印的繁体版和，更有多达七八个版本的，其时，由于国人版权意识淡薄，除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之外，均未获得金庸本人的授权，一时间盗版泛滥，令金庸1994年在正式出版的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的“序”中写道，“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这些翻版或盗印的武侠小说的传播，一方面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长期处于意识形态桎梏下的社会普遍审美情趣，在完成思想解放后，经由自我选择转向注重娱乐性和消遣性的面向，另一方面更推动了除“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之外的“通俗文学”的正当化与合法化过程。继而，随着由香港影星翁美玲、黄日华等主演的83版，及刘德华、陈玉莲等主演的等电视剧在内地的热播，更令金庸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风靡神州大地。

    然而，金庸武侠小说最终被认可，依然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中国，小说曾长期被视为“小道”和“末流”，而不能登大雅之堂，新文学革命将西方文艺思潮引入中土，打破了世人对于小说的偏见，但借助这场运动进入“正史”的却只是“五四”先驱者们所创作的新文学小说，中国民间传统的“通俗小说”却依然无法走入文学正殿。1949年以来，依据“左翼文学”所确立的文学范式，将“通俗文学”置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对立面，令“通俗小说”在中国内地几近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文革时期，高度集中又机械的“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逻辑更是将“通俗文学”连根铲除，“代表大众”的“工农兵”文艺中的娱乐性被完全抹煞，代之以意识形态教化功用。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和失衡的评判标准遭到质疑和否定，文学“禁区”不断被突破，金庸武侠小说借这样的契机进入内地。1994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推出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一经上市，便迅速占领了内地巨大的销售市场，此后每年都维持着稳定的销量。

    1994年8月，王一川等学者编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小说卷编者王一川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和巴金，位居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而以往内地学界一向推崇的茅盾竟未能入选，消息一经传出，文坛哗然，面对质疑，王一川则表示，“长期以来，我们仅以‘现实主义’这一个标准衡量文学创作，这未免失之偏颇。金庸作品的特点是，用通俗手法表现深刻内涵，情节和细节虽然荒诞，但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同时强调“文坛长期不谈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丰富了中国小说的类型，有推崇、肯定的内在价值。我们编选的这套书也是力图通过这种新奇排列，为文学界带来一种新颖的眼光”。

    同年10月25日，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在金庸先生的受聘仪式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家炎教授发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一文作为贺辞，称“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指出“如果‘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此后，1995年，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正式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引入中国最高学府文学研究的殿堂，甚至有人评说：北大成了“金庸研究重镇”。

    这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