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测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社会只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个“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了。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说：“在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占优势的变革浪潮，其未来发展的图景是比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对未来浪潮的发现者，承担了这项使命。”我认为他把作家列为“发现者”之第一位，是很有见地的。你在给我信中表述的对文学现状的看法，就表现了这种发现。我理解你的意思，并不是指文学本身“停滞或裹足不前”。正如你信中所说，尽管“由于‘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多年来陈旧积习作怪”，尽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描写‘昨天’的文学作品，常是磕磕碰碰”，但当代文学不可否认仍然“跨入繁荣鼎盛时期”。你的忧虑，是把文学放在时代的坐标参照系上而生的忧虑，是面对着由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开始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的现实，而对文学的进步还不满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我的忧虑与不满足。正是我们走出大墙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要求发展我们自身的全面性的表现。维熙兄，你的这种不满足是可贵的，高尚的。因为马克思说过：‘’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我和你在北戴河朝夕相处的愉快的日子里，经常听到你说“使命感”这个词。我非常赞赏你具有明确的使命感。是的，在我们社会已经如此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在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而即将成为以不满足和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为心理特征的现代人的时代中，我们的文学应该怎么办？高度发达的社会应该有同等审美力量和同等思想意义的文学艺术与之适应。我们作家今后如果不能拿出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和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以适应已经发展了的人民的美育要求和使他们得到精神享受，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会脱落而难以维系整个的社会精神。想一想，这将会出现多么使我们难堪的局面吗！

    我再次说，我不想探讨造成你的忧虑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呼吁非文学领域和整个社会重视我们文学，关心我们文学，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以更宽容的精神，鼓励文学要表现人的全面性而从内容到形式上所作的探索，以促进我们以学和社会同时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我们作家，只有在我们自身的职业范围内努力。国文兄曾提出“文学要和时代同步前进”，有人不同意，认为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永远不可能和时代“同步”，只能跟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我也不想介入这种辩论，因为这实质上可归于把生产力的发展同艺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永恒规律的无休无止的探讨。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承认文学家应该与时代同步前进这个命题可以成立。而现在，我们文学家面对这样迅猛发展的时代，的确大有努力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