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深奥问题，什么意识流呀，现代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龙种》中的龙种，都应该说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龙种这样的领导人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身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的人。

    《风格》发表以后。看到一些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的同时，许多同志又有“理念大于形象”的感受。这种批评完全是善意的、诚恳的，我迄今所看到的此类意见，都表现了评论家对作者爱护和从严要求的拳拳之心。这是我在今后创作中应该注意的。但是，我心底里也有些不同认识。不知你认为如何；我认为，只要作者不在小说中直接发表议论，而是以书中人物的口来发表适合这个人物性格的议论，就不能算是“理念大于形象”。写这个人物的议论是塑造这个人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特定的理念就是他特定的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的陈抱帖所发的议论，包括他的“城市白皮书”，都是他“这一个”对当前现实，对社会主义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独立思考的结果。不是在背诵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如果是这样，也是一种典型人物的形象），他有他独特的见解，然而又是和党中央一致的，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他“这一个”的议论和办法有不准确和不妥之处，而这不准确和不妥也是他“这一个”的形象。说实在话，社会主义新人从理论上来说和从现实上来说，都不可能、也不应是“完人”，都不会准备得很充分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一个主观上制订的图景，有志于改革之士正在探索中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