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下，我们既可能被这样那样的批评束缚起手脚，本来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却自以为犯了错误，又可能为这样那样的“新思潮”、“新主义”所吸引，搞得眼花缭乱，自己已经走上岔路却自以为一贯正确。这样，他怎么还能够处理好自己本来可以说已经相当丰富的、并且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呢？

    我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所谓的“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极不准确，故妄借之）已经到了尾声了，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四项原则，文艺界已经强调起作品积极的社会效果来。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想在现实问题上发现和表现自己的激情，于是我写了《龙种》。《龙种》在艺术上没有成功，我已在一封书简（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六期）里总结了教训。但那绝不是因为我写了政治才削弱了艺术性。在写《龙种》时，我是顶着社会上的一股风的。当时风行的是“引进外国现代化农机是促进农场改革的可行办法”这种观点，报刊上大力宣传着黑龙江某大型农场引进美国农机的“先进经验”；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还被认为在农场是不宜推行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营农场的改革不过是固定工资加奖金罢了。而三年后的今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却正和我在三年前写的《龙种》中的文学语言完全一致。当然，现在再来看《龙种》这部小说和电影是没有什么味道了。然而，现在至少证明了我在搞专业文学创作的起步时，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

    我在《河的子孙》这部较长的中篇中，没有回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实际上，社会主义新人和中华民族在当代的伟大性格与特点，也正是在“反右”以后的一段历史中磨练和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从“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一直写到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写了一个黄河岸上的农村的村史，而且毫不回避地写了“造反派”的武斗场面。后来有读者来信问，我没有让韩玉梅死，又把她送回魏天贵身边，是不是有意安上的光明的尾巴。其实，那只是出于我个人对魏天贵的同情而已；我爱他，所<strike>ｈｔtｐ://ｗｗrike>以不愿意看到他晚景凄凉。在整部小说中，在全部阴暗的背景上，都晕染着新时代的曙光，光明不是在尾巴上，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个性中。我一直这样认为，阴暗写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纯然的光明还是等于黑暗。我全部作品都没有回避阴暗，相反，我写阴暗时力求透过纸背，达到生活的“本然的真实”——美丽与光明。阴暗写不透，讲究“分寸”和“角度”，就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而达不到积极的效果。

    在《肖尔布拉克》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说实话，到这时我已遏制不住对杜会主义改革的热情。因为全部情势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如此艰难复杂的征途中，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国家便寸步难行。我相信《男人的风格》会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写了主人翁大胆的议论和泼辣的行动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我确信，我笔下的主人翁的行动尽管和某些具体文件规定的条文不尽相同，他还是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行动和某些已经形成的习惯与流行的意见不同，他才是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致的。他的议论虽然独特，却全部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曾递上条子问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是要当文学家还是要当政治家？”我说，从我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准备当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立在流沙上。不管你在艺术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