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歌德

    年前，陕西的朋友来银川，邀我到西安这座历史名城观光，同时向西北文坛的老前辈们学习，与同行们交流创作经验。我非常高兴。但我又请朋友们答应我这样一个要求：是不是能允许我过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动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敏感诧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过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元月四号是我儿子三周岁的生日。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银川是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飘洒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街上和医院里的甬道都湿漉漉的；天气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秋。使人既满怀着欣然的希望，又夹缠着无端的哀愁。我在市医院那间玻璃破碎、四面透风的产科候诊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处是一滩滩呕吐物和垃圾。墙上也污秽不堪，涂着一缕缕令人可怖的血迹；卫生宣传画多半是残缺破损的，仅剩下一张完整的人体解剖图也似乎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走廊上不时传来临产妇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抚慰。这种絮叨的抚慰却更使人慌乱。候诊室里坐着的多数是男人和老太太，虽然都默默无语，脸上却表现出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们每人（当然也包括我）身边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装满食品的网袋。那模样，不像在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倒像准备去做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蓦然，我心头一动，感到这一切所形成的气氛，对于我，对于我们共和国的新时期，都仿佛有种寓言的意味。一个人的新的生命，一个国家的新的时期，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的。这样的开始，预示了他们都必须顽强的奋斗才能胜利或生存。

    我候了三十多个小时，有点熬不住了，去医院的门房烤火。待烤暖后回来，深夜十一点，小家伙终于哇哇地出世了。抱着他从产房出来的护士，据她自己说看过我的《吉普赛人》和《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私下里给了我一点特权，允许我在他进隔离室之前看他一眼。那面貌不怎么好看，像个肉红色的小虫虫；脸上沾着血污，蹙着眉，闭着眼，如同也像我一样费力地挣扎了半生。这时，我眼睛里渗出了泪水。这泪水不是来自做了父亲的欢愉之情，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感动和意识到承担了责任的沉重感。孩子的出世，我当专业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许是大半生）中全然没有想过的。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极左路线给我规定的身分，不允许我为社会、为国家承担任何责任，倒也使我轻松自在，优哉游哉，拣到一个烟屁股就是这一天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用玩世不恭来掩盖对国家、对社会的命运的忧虑；“冷眼向洋看世界”，这种“冷”，是热透了的“冷”，里面蕴含着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的辛酸与悲哀。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了。这样的变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泪下呢？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孩子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抽象画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