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月，保尔·安格尔和他的夫人聂华苓女士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我有幸被邀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华苓事先来信要我准备一篇题为《我作为作家的生活》的五分钟演讲词。正值我当时有一种要说真话的冲动，我就写了以下这篇讲话稿寄去。在爱荷华的谭嘉女士还细心地将它译成了英文。女士们先生们：

    我敢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比中国作家感受到这么多的痛苦和欢乐。在我们这个虽然广袤但人口密度却非常大的国土里，在历史的这么一瞬问，压缩着几代人的愿望、要求、理想和幻想，有的几乎是针锋相对、真正的作家，不可能仅仅只代表着一代人或一部分人，那些自我标榜为新生代或老一代代表的作家如果不是缺乏自知之明便是感觉迟钝。因为实际上，年轻人身上也都笼罩着历史的阴影。在夕阳西下的时刻，历史的阴影会越拖越长，越来越浓。同样，老一辈人也都随时随地受到新浪潮的冲击。在生理上已过了更年期的人，血管里再一次地感受到青春期的骚动。

    我可以虚构故事，但不能虚构自己。不但在写作的时候，在平时我也在寻找自己。历史的传统要把我固定在岩石上，现实却使我飘飞。而现实其实是历史的继续。我常常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当我自以为是在空中翱翔的时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还摊在那片不长青草的砂砾中间。

    不断地自我反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反省的根据不是自身的直接感觉，而是某种规范，某种既成观念。在我们国家，任何一利回在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都容易成为长久的规范；只要给谬误以时间；谬误也会成为真理统治人们的头脑。请别忘了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外壳，我们却要在这坚硬的外壳中孵化出来。所以，可以理解，任何一个自诩为现代派的中国作家，也都散发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气味。

    其实，我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我们既勇敢，又懦怯；既有追求，又墨守成规；既想独辟溪径，又心惊胆战地怕和整体脱离；我们常常大声疾呼，却又暗自感到底气不足；我们充满着热情奔放的幻想，但最终依然把笔下的方块字放在它应在的位置上；我们绝对有创造能力，却又经常不自觉地去寻找祖传秘方或是向西方著名作家模仿；我们习惯了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们并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但同时也习惯于为了民族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声誉而不断地妥协；当我们在客厅里向客人大胆地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却又要小心地把厨房的门关上，以免妻子听见后向我们发脾气。

    请别以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障碍前面积蓄力量。我们积蓄的力量正在坚硬的外壳里回旋激荡。徘徊其实是进步的一种形式，因为毕竟不是静止不动。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政治肯定还会遇到风雨。但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那位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孙猴子，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从一块巨大的顽石中蹦出来的。

    请别以为我说的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前景。由于中国现实的多变，因而就使力图表现当代中国现实的作品有了厚重感；由于当代中国现实的多变而造成了这一代中国作家自身的复杂，因而使我们的作品无不具有多重性和多义性。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本身就是个谜，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这足够后人去解析的。我们中国并不缺乏分量很重的作品，因为恰恰是具有以上所说的条件，使中国当代作家最适于表现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二元化品质和自我矛盾。如果朋友们有兴趣，不妨翻一翻在当代中国享有声誉或是引起争论的文学作品，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捧不动那么多幻想、忧虑、苦恼和欢欣。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十月十七日，我口袋里装着这份严肃的演讲词，由芝加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