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及有历史地位的贵族。亲教廷派（Guelphs）多数赞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兴之社会经济势力（32）。这种争执酝酿至13及14世纪，使无数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终没有介入，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贵族不足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员都已归并于城市中薪水阶级之故。

    威尼斯之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大部分由于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而这体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环境及特别机缘而产生。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诸清教徒，宋巴特谓之出诸犹太教（详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说到宗教，我们还可以提出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于“高利贷”（usury）有极广泛的解释，甚至一般的贷款收息，也属于usury，不仅禁之于僧侣，也及于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顾这种禁例，后来教堂的申饬比较严格，威城表面服从，也颁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贷的法令，实际则留下技术上的漏洞，放贷收息进行如故。

    这城市国家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性格。通过一种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犹太人，划住在大陆的禁区，只准业医，他们放贷给一般市民，禁不胜禁，这城市国家对付他们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势。有时候让他们来岛上居住，过一时候又全部驱逐。后来又让他们来城中，更定下规则，每次逗留不过15天，胸前要缝缀黄色的圆圈，而且他们不得在岛上置地产开学校。所以犹太人纵在不同的时间内给了这城市不同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取得主动的地位。威尼斯社会上的商业性格，还是要追究于本身的历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会的上层已有清一色的形态，而且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又和他们的经理能力互为表里，其管制下层的条件也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在此条件下，她处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属重要，否则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口。这城市曾经历传染病严重的灾害，1348年全城约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以后经移民填补，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大陆。这些移民既为威城的工资吸引而来，初来时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没有蠢动生事的趋向与动机了。

    威城本身没有农业人口，这城市里的工业生产也比较简单。除了造船之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业中心。她出口的毛织品大部分来自西欧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兰。16世纪之后她的纺织业曾一度抬头，以漂染丝织品为盛，其生产方式大部分依赖“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经理人将工作分派于海沼内外及大陆边缘各地，并无集中之工厂。其他如玻璃、镜子、肥皂、金属装饰品之制造，当日半属奢侈品，也无从大量的生产。造船和制币用人较多，则经过政府人员密切的监视。

    各种作业，另有他们的同业公会。威尼斯一共有百余家同业公会。同业公会除了维持制造的标准，厘定学徒的经历出身外，还有周济本行孤寡穷困的义务，会长由同业推举，并向政府特派的三位法官负责。威尼斯最大的行业是海员，但是海员不许组织公会。此外我们认为是自由职业者（profes-sionals），如律师及公证人（notaries），也没有公会。对外贸易的商人更无需组织公会，因为整个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们的一个大公会。

    威尼斯被历史家一致认为效率高、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内部的结构，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商业并没有被少数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参与。即匠工寡妇，稍有储蓄，也可以参加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