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感谢方希。她是中文简体字第一版的策划编辑，亦可谓是我的老师。按照她的计划，之后，就应该是《欢乐水浒》了。

    每次看，都会联想到今日的商业社会和民营经济。充斥于其中的暴力和权谋，也会让我联想到今日流行的狼文化。我感到难受，却又找不到解决方案。我接受了方希交给我的创作任务，勉为其难地写了三四万字，心情便已经陷入了极度抑郁之中，只好一个删除键将所有的心血付诸了灰飞烟灭。

    其次我要感谢汤杰。她是《职业女性》杂志社的编辑，前来向我约稿。我于是又想起我的任务，便答应一边写一边连载，直到全书完稿，便可向方希交差。没想到我的心情依然无法调整得很好，只写了四期，便再也写不下去。值得庆幸的是，这四期的稿件却好像火种似的保存了下来，直到七年后重新点燃我的创作激情。

    在这个过程中，所引发的“三国热”也把我裹挟了起来。一时间，“说三国，论管理”蔚成风潮，涌现出许多慷慨激昂的大师，发表出许多哗众取宠的言论，即所谓“大师放屁，非同凡响”是也。而这些大师们所鼓吹的，却正是令我这只小山羊惊骇的狼文化。他们极力赞美曹操的暴力和权谋，把他包装成一位雄才伟略的领导者。他们批判，说它虚构了历史，并以此为借口给曹操翻案。在某一个场合，我因为质疑某一位教授的学术道德问题，遭到网民们铺天盖地的谩骂。在这个宁做真小人的年代，我成了万夫所指的伪君子。

    我不愿意做伪君子，也不愿意做真小人，而希望自己做一个知错就改的真君子。我于是三省吾身，我究竟做了什么？什么是我应该坚持的？什么是我应该翻然改正的？我从此陷入了越来越深刻的沉思中。

    事实上，我们争论的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而是我们各自的价值观。某教授指责说，“桃园结义”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他是否知道，为什么要虚构这么一片桃园，而不是杏园、竹园、梨园？赤兔马也是虚构的，又有谁能够看懂赤兔马的文学意义？诸葛亮被称为“卧龙”，而今又有谁能够懂得“卧龙”的典故由来？《三国志》是一个论据库，也是一个论据库，学者们不过是在采用这些论据来论证自己的价值观，玩弄着一种自圆其说的学术游戏。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时代。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无处不在的不公平，使得强者需要暴力和权谋来控制局面，也使得弱者需要暴力和权谋来改变命运。与此同时，纯真、善良和被中国人奉行了几千年的道德却遭到了怀疑和鄙弃。盛行于中国社会的批判性思维和肆行无忌的价值观，使得那些曾经被目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学术操守。他们不思独善其身，反而在为人性的恶寻找各种合理化的解答。我们可能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而只有被包装的大师。

    我们需要的不是批判性思维，而是理解性思维。曹操需要的也不是翻案，而是理解。只有良知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其中的真相。奇怪的是，居然有那么多人认为历史与良知无关。我不明白，若是没有良知，那些大师们究竟用什么来研究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多元化的价值观最终演变成了众说纷纭。在众说纷纭中，历史早已丧失了引以为鉴的价值，而沦为了现代人自作聪明的谈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当所有纷飞的思绪像大雪似的覆盖了我的世界，将我置于千山之外、万径之外，我便突然获得了孤舟蓑笠翁一样的宁静。喔，不，我甚至连孤舟蓑笠翁也不是。我是那位观照着千山、观照着万径、观照着孤舟蓑笠翁的诗人。我停止了跟这个世界的争论，静静地观照着它。

    这个世界需要的也许不是争论，而是观照、理解与幽默。我又想起了搁置已久的创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