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有些惊讶：“藏起来？真的吗？”

    “是的。”我说，“他觉得如果我偶然发现他的照片，我会觉得十分难过。”

    克莱尔点了点头：“可能你认不出他？不知道他是谁？”

    “我想是的。”

    “我想可能是这样。”她说。她犹豫了一下，“既然他已经走了。”

    走了，我想。她说的好像他不过是外出几个小时，带着他的女朋友去电影院，或者去买一双新鞋。不过我理解。理解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协定：不谈亚当的死，现在还不要谈；我理解克莱尔也在试图保护我。

    我没有说话，相反我试图想象那种情形是什么样子：每天看见我的孩子，在每天这个词还有意义的时候，在每天都与前一天断裂开来之前。我试图想象每天早上醒来知道他是谁，能够计划未来、期待圣诞节、期待他的生日。

    多么可笑，我想。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他——？”

    我的心突然砰砰地跳了起来。“你有照片吗？”我说，“我能——”

    她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当然！很多！在家里。”

    “我想要一张。”我说。

    “好的。”她说，“可是——”

    “拜托，那对我很重要。”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当然。下次我会带一张来，不过——”

    远处传来的一声叫喊打断了她。我望向公园那一边。托比正向我们跑来，哭着，他身后的足球比赛仍然在进行。

    “他妈的。”克莱尔小声说。她站起身大喊道，“托比！托比！怎么啦？”他还在跑。“见鬼。”她说，“我去把他哄好就来。”

    她到了儿子身边，蹲下问他出了什么事。我看着地面。水泥路上长满了青苔，奇形怪状的青草从沥青下钻了出来，努力地朝着阳光生长。我感觉到兴，不仅是因为克莱尔会给我一张亚当的照片，也是因为她说会在下次见面的时候给我。我们还会再见面。我意识到每一次都会再像第一次见面。真是讽刺：我常常忘记我记不住事情。

    我也意识到她谈到本的模样——某种怀旧的腔调——让我感觉他们不可能有私情。

    她回来了。

    “一切都很好。”她说。她弹掉香烟，用鞋跟把它踩进地里。“关于球是谁的有点小误会。我们走一走？”我点点头，她转身朝向托比，“亲爱的！要冰激凌吗？”

    他答应了，我们开始向亚历山大宫走去。托比握着克莱尔的手。他们看上去如此相似，我想，他们的眼睛里都有团团火焰。

    “我喜欢这里。”克莱尔说，“景色让人振奋。你不觉得吗？”

    我看着灰色的房屋，它们中间点缀着团团绿色：“我想是的。你还画画吗？”

    “不怎么画了。”她说，“有的时候试一下，我变成半吊子了。我们自己家的墙壁上到处是我的画，不过不幸的是一幅也没有卖到其他人手上。”

    我笑了。我没有提到我的小说，尽管我想问她是不是读过了、她觉得怎么样。“那你现在做什么呢？”我问。

    “基本上我在照顾托比。”她说，“在家里教他。”

    “我明白了。”我说。

    “不是自己选的。”她回答说，“没有一家学校肯收他他们说他破坏性太强了，他们对付不了。”

    我看着她的儿子，他跟我们走在一起。他似乎十分安静，握着他妈妈的手。他问是不是会给他冰激凌，克莱尔告诉他很快就有了。我无法想象他是个麻烦的孩子。

    “亚当是什么样子的？”我说。

    “小孩的时候？”她说，“他是个好孩子。”她说，“非常有礼貌，规规矩矩，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