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里说的是些陈词滥调，但她却能感到一种如饥似渴的欲望正在升起。也许这不是喝了酒的缘故，要不就是由于月光下的景色，但她很清楚，她不能让今晚就这样结束。

    她感觉到陌生人不声不响地用双臂搂着她，他的嘴唇压到她的唇上。它们是温暖而结实的。“这必须停止。”她内心的声音说。片刻之后，她对这一吻做出了反应，闭上了嘴。酒使她感到眩晕，这一定是酒的作用。她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胳膊把她搂得越来越紧，它们是坚硬而强壮的。

    她感觉到她身后的门打开了，她挣脱开他的拥抱，倒退着走进她的房间。

    “来吧，原始人！”

    他走进房去，把门关上。

    在伦敦，连夜再次查核了所有的档案，这次是查找杜根这个姓，收获较大。有一张卡片载明，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在7月22日乘从布鲁塞尔开来的布拉邦特国际快车进了法国。一小时后，从同一边防哨来的另一报告说，经常在布鲁塞尔至巴黎的往返快车上随车工作的海关小组，发现在7月31日从巴黎至布鲁塞尔的北极星快车的旅客名单上有杜根这个名字。

    巴黎警察局送来一张填着杜根这个名字的旅馆登记卡，括号内有护照的号码，它与来自伦敦的情报上所说的那个杜根的号码相符。这就是说，从7月22日到30日（首尾两天也包括在内）之间，他曾逗留在靠近马德伦广场的一个小旅馆里。

    卡龙主张对那家旅馆来个紧急搜查，但是勒伯尔却宁愿在凌晨两三点钟去作一次悄悄的访问，并同老板聊了一阵。老板很高兴他要找的那个人8月15日那天不在旅馆，他还非常感激警官办事周到，没有把所有的旅客吵醒。

    勒伯尔命令一个便衣侦探作为一个旅客到那家旅馆去投宿，在接到进一步指示之前，他不准外出，以防杜根突然光临。旅馆老板很乐于合作。

    “这次7月访问，”勒伯尔在4点30分回到他的办公室时对卡龙说，“是一次侦察旅行。他所计划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然后他靠在他的扶手椅上，凝视着天花板，思索起来。他为什么在一家旅馆里投宿？他为什么不像其他在逃的“秘密军队组织”人员那样，住在某个“秘密军队组织”同情者的家里呢？因为他不相信“秘密军队组织”同情者能守口如瓶？他是十分正确的，所以他独自一个人干，谁也不信任，按他自己的方式策划他自己的行动，用一个假护照，行为举止也许都很正常，彬彬有礼，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刚刚访问过的旅馆老板便证实了这一点。

    “一位真正的绅士。”他说。

    一位真正的绅士？勒伯尔想，像蛇一样危险。对于一个警察人员来说，他们这种真正的绅士永远是最坏的一类。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怀疑他们。

    他瞥了一眼伦敦送来的两张格尔索普和杜根的相片。格尔索普变成了杜根，高矮、发色、眼睛、年龄，也许连举止都变了。他试图想象出这个人的形象，自信、傲慢、我行我素，危险、狡诈、小心翼翼，不给人以可乘之机。他当然带着武器，但是，是什么武器呢？在左胳肢窝底下夹着自动步枪？或是一把会冲向别人肋骨的飞刀？一支步枪？但是他在通过海关的时候，他把它藏在什么地方呢？在距离总统20码以内，连妇女们的提包都要受到怀疑，在靠近总统公开露面的任何地方，携带长形包裹的男人都要被毫不客气地赶走，那么他带着这样一个家伙将怎样接近戴高乐呢？

    我的上帝，那个爱丽舍宫的上校还以为他无非又是个普通刺客呢！勒伯尔知道，他有一个有利条件：他知道这个凶手的新名字，但凶手不知道这一点。那是他惟一的王牌；除此以外，一切主动权都在豺狼手里。

    而这一点，在那天晚间的会议上，谁也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