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茫然不知所措的克劳德·勒伯尔走出了会议室。

    在那里，他花了50分钟的时间倾听内政部长对当前任务的情况介绍。

    刚进屋的时候，他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夹在共和国保安部队的首脑和他自己的上司布维埃之间。在其他十四个人的一片沉默之中，他读完了罗兰的报告，一边看，一边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

    他阅读完报告后，内心感到很不平静，为什么要召他来呢？

    接着部长就开始讲话了，既不是商量的语气，更不是请求的口吻，而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命令。接着是一篇冗长的提要。部长要他建立起自己的办公室，他将不受限制地获得一切情报；在座各位代表的每个单位的人员，都要听候他的调遣，所需费用将是无限制的。

    部长的讲话几次提到要求绝对保守秘密。这是国家最高领导的要求，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当他听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沉重，他们在要求他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他真正感到无从下手。截至目前，既没有罪行，也没有线索和证人，只知道“秘密军队组织”的那三个人，却又无法和他们对话；除此之外，对于要追捕的人也只有一个名字，而且还只是一个代号，简直是大海里捞针。

    克劳德·勒伯尔自己知道，他过去是一个精明的警察，他被认为是一个好警察，稳健、精明强干，而且做事有条有理。偶尔，他也会闪烁出灵感的光辉，这正是一个优秀警务人员转化为杰出侦探的必要条件。但他从不忽略这样一点，即刑警工作百分之九十九靠例行公事，靠不动声色的查询、审核和复核，靠辛勤刻苦的工作，把各个部分组织起来，直到最后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成为一张使案犯终于难逃的罗网。只有这样来办案才不至于只给报纸提供一个大标题，才经得住法庭的审理。

    他在司法警察署被人看做是一个有点事务主义的人，一个厌恶虚名的循规蹈矩的人。他从未举行过他的同事们赖以扬名的那种记者招待会，但他却稳步高升，连连破案，不断收押罪犯。三年前，当刑警大队凶杀处处长的职位空缺时，甚至其他候补的人也同意勒伯尔出任。他在凶杀处任职期间的工作记录良好、稳定，三年来捕人从未有过失误，只有一次由于一个技术性细节，被告被宣判无罪。

    作为凶杀处的头头，他越发受到莫里斯·布维埃的观察和注意，这位刑警大队长也是一个稳健的警务人员。因此，在几周以前，由于副大队长的突然去世，布维埃亲自要求委派勒伯尔做他的新副手。在司法警察署，有些人怀疑这是由于经常被行政上的琐事搞得头昏脑胀的布维埃，需要一个埋头苦干的下属，他既能不声不响地处理好构成头条新闻的大案子，又不抢在上司前面出风头。但可能这只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测而已。

    部里的会议结束后，罗兰报告的复印件被收回，存入部长的保险柜里，只允许勒伯尔一个人可以保留原先发给布维埃的那份抄件。他的惟一要求是允许他私下里去找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专门从事刑事罪犯调查的首脑，并谋求与他们合作，在他们的档案里，可能有像豺狼那样的职业刺客的资料。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他就毫无办法开始搜索。

    桑根纳蒂问他，这些人是否能保守秘密。勒伯尔回答说，他本人和他需要接触的那些人都有深交，他的询问并不是通过正式公文，而是由他个人进行联系。这种办法在西方国家的高级警察之间曾经采用过。部长考虑后，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现在，他站在大门厅里等着布维埃，并看着各部门头头们陆续走出去。有几位敷衍地朝他点点头，走了过去；还有几位报之以同情的笑容，然后告别。当布维埃还在会议室里悄悄地与弗雷伊部长商量问题的时候，那位爱丽舍宫尊贵的上校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