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机会见过他的女儿。一次是1957年，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颗子弹，被送到马赛去休养。还有一次是1960年，为了罗丹少校到马赛的军事法庭去作证，他是去执行保卫任务的。第一次会见时，小孩才两周岁；第二次是4周岁半。第一次科瓦尔斯基送去了很多礼物给若若夫妇。还给小西尔维送去很多玩具。小女孩和狗熊似的科瓦尔斯基叔叔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是这件事，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即使是在罗丹面前，他也没有提过。

    而现在她却得了什么“血病”！

    这天上午，科瓦尔斯基坐立不安。因为罗丹正在等待着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更详细情况的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第二次再去邮局，去收取下午来到的信件。午饭后，科瓦尔斯基到楼上去取那个装信件的铁盒子，准备到邮局去。

    “什么叫‘血什么’病？”科瓦尔斯基突然脱口提出这个问题。

    罗丹正在把铁盒子的链子套在他的手腕上，很奇怪地望着他说：“我从未听说过。”

    “这是一种血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说。

    卡松在房间的另一边正在看杂志，听到后笑了起来，说：“你的意思是说白血病吧。”

    “是的，先生，这是什么病？”

    “这是癌症。”卡松回答说，“就是血癌。”

    科瓦尔斯基望着他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卡松说的话。

    “上校，这个病能治好吗？”

    “不能，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你问这干什么？”

    “没有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才读过关于这种病的一些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关于这件事，罗丹应该感到需要警惕，因为他的这位保卫人员除掉每天站着接受命令指示外，从来不知道读任何更复杂的书，而今天却会提出从什么书上看到那个名词。但他没有注意，并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因为他正等着今天下午来的信，他希望信里告诉他，“秘密军队组织”在瑞士银行的存款户头里，现在已超过25万美元了。

    来信果然告诉他金额已经凑足并存入瑞士银行。当罗丹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25万美元如数转给他所雇用的刺客时，他感到很满意。他对于还缺少25万美元并不担心。戴高乐总统一旦死了，早些时候在“秘密军队组织”更为得意的时刻，为该组织提供过经费的那些极右翼实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立即拿出这笔钱来的。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这些人在他要求继续提供些经费时，借口说“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取得进展和采取行动”，使他们过去的投资兑现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干脆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将来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愿意做那些不久后将成为复兴了的法国的新统治者的军人们的后盾的。

    他写完了给瑞士银行的指示时，天色已晚。但是卡松看了罗丹写的要求瑞士银行把钱付给豺狼的信件以后，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答应过那个英国人的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是，在巴黎为他设立一个联络点，可以随时向他提供有关法国总统的行动的最新和确切的情报，以及围绕着总统的保安措施所能出现的变化。这些情报很可能，甚至肯定对刺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卡松推理说，在现阶段通知他钱已经转到他的名下，将促使他过早地采取行动。什么时候进行暗杀，当然由他来决定，但是晚几天并无大碍。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晨也收到一封信说，他在巴黎的代表，已经成功地安插了一个间谍，她已经能与戴高乐身边的一个侍从有密切的接触。再过几天后，这个间谍就能经常提供十分可信的消息。其中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