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和你联系？”他问。

    “我想可以用今晚同样的方法。”

    “这太冒险了。我有可能找不到联系人，也可能他出门去了。这样我就找不到你了。”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儿。“那么从8月1日开始的头三天内，我每天晚上6点到7点在我们今晚会面的酒吧间里等你。”

    英国人此时已经把假发脱掉，正在用毛巾和洗净溶剂把脸擦干净，并默默地戴上领带和穿好上衣。当他穿好后，他转身对比利时人说：“有几件事我想预先讲清楚。”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来丝毫没有友好的感觉，眼睛盯着比利时人，冷冰冰得像英伦海峡上的迷雾，“当你干完这件工作以后，你就像你刚才答应的那样在酒吧等我。你必须把新执照和你从现在手里那张执照上撕下来的那一张纸都给我，还有我们刚才拍的全部底片和全部照片。你必须忘掉杜根这个名字和那张驾驶执照的原主。至于你伪造的那两份法国证件上用什么姓名，可以由你决定，但是一定要用简单普通的法国姓名。把证件交给我以后，你也必须把那两个姓名忘掉。你不准向任何人提到这件事。你如果违反了上述任何一条，你就活不成了，懂吗？”

    比利时人注视着英国人足足有好几分钟。在过去的三小时里，他始终认为英国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顾客，他只是想在英国开车，想在法国为自己的某些目的装扮成一个中年男人，有可能是个走私贩，从布雷顿等偏僻的小渔港，把毒品或钻石偷运进英国。

    “我明白，先生。”

    几秒钟后，英国人消失在夜色之中。他走了五条街，才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回到友谊旅馆。时间已经是午夜了。他在房间里要了一瓶莫塞尔葡萄酒和一盘冷鸡片，彻底洗净在他身上的化妆品，饱餐一顿，然后睡下。

    第二天清晨，他付清旅馆费，搭乘布拉邦特国际快车去巴黎。那天是1963年7月22日。

    就是那天早晨，法国保安总局的行动分局局长罗兰上校，坐在他的书桌前，看着摆在他面前的两份文件。两份都是别的部门的特工人员提出的日常例行报告。在蓝色的薄薄的报告封面上，是一系列规定阅读这份报告的部门头头的姓名。在他自己的姓名处，有一个小记号。这两份报告都是当天早晨送到的。在平常情况下，罗兰上校对每一份报告都只浏览一遍，看看里面的内容，把主要的内容都储存到他自己的记忆力特别强的脑子里，而且还能根据不同的内容分别归类。但是今天的两份报告中每一份中都有值得注意的事，使他发生了兴趣。

    第一份报告是第三处（西欧处）的一份供各部门传阅的备忘录，里面是第三处常驻罗马办事处一份紧急报告的提要。报告提要直截了当地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等人仍躲在他们的顶层套间里，仍由八名保镖保护着。他们自从6月18日进入该套间后，始终未涉足楼外。他们已从巴黎三局增调人员到罗马，每天24小时不停地对该旅馆进行监视。巴黎的指示不变：不采取任何行动，单纯监视。旅馆中的三个人已于三个星期前建立了和外界进行经常联系的一条渠道（“见6月30日三处来自罗马的报告”），现仍使用该渠道。交通员仍是维克托·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翻开了办公桌右侧的皮革档案夹，档案夹旁边还放着一个充当烟灰缸的锯断头的105毫米弹壳，这时里面的蓝星牌烟头已经装满了半缸。他的眼睛顺着6月30日三处来自罗马的报告往下看，终于找到了他所要的那一段。

    报告称：每天有一个保镖离开旅馆，步行到罗马邮电总局。他们在该局用一个叫普瓦蒂埃的名字租了一个信箱。“秘密军队组织”没有用带钥匙的信箱，显然是怕被盗。所有给“秘密军队组织”头目的信件都寄给普瓦蒂埃，由邮局待领柜台的职员保管。三局的一名特工人员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