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轮船。5点正，香农和朗加拉蒂在码头上盯着“托斯卡那号”渐渐滑向大海深处。

    第二天上午9点，朗加拉蒂开车送香农去机场。吃早饭时，香农已经对他作过一番最后的指示，并且给了他足够的行动经费。

    “我真想和你待在一起，或者跟船一道走。”朗加拉蒂说。

    “我知道。但我需要一个精干的人去完成这项任务。这件事非常重要，办不好我们就不可能在战斗中取胜，因此我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去干。再说，你还具备了另一有利条件，你是个法国人。你在那些人中有两个熟人，其中一个会说一点法语。杜普里带着他的南非护照根本就进不了那个国家，我得把弗拉明克留在船上，船员中有人闹事时，他可以出面压住阵。当然，干那种事，你凭着身上的刀远远胜过弗拉明克的两只拳头，但我并不希望真的大打一场，只不过是想让那些船员明白，最好还是放乖点为好。塞姆勒必须照看航行，这样，万一沃尔登伯格胆小溜掉，他可以顶上去。事实上，一旦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沃尔登伯格临阵逃脱，那就非得塞姆勒接替船长不可。所以，这项任务只有你承担了。”

    朗加拉蒂终于答应下来，显得比刚才稍稍热情一些。

    “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他说，“能和他们重逢，真是件令人快慰的事儿。”

    当他们在机场分手时，香农又提醒他道：“如果我们到了那里没有后援，就全部完蛋了。所以，一切都得看你于得怎么样了。事情都已就绪，你只要照我讲的去做就行，妥善处理好出现的小问题，一个月后再见。”

    他离开朗加拉蒂，走过海关，登上了那架取道巴黎去汉堡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