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也就是在上午，她将把这几张纸交给付款给她的那个人。

    这样做很危险，她也知道，但报酬丰厚，同一项工作有双重收入。她打算以后某一天当她致富时，她要永久地离开伊拉克去办一所她自己的学校，也许办在丹吉尔，和一群好姑娘一起睡觉，再用上几个摩洛哥小伙子，在她感到需要时可以用鞭子抽打他们。

    如果说吉迪·巴齐莱已经被温克勒银行的保安程序所挫败了的话，那么对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为时两个星期的跟踪正在使他发狂。那人简真无法攻破。

    在私家侦探的指认之后，格穆利希就被跟踪到了位于普拉特公园外边的他的住宅。第二天他去上班以后，耶里德特工组监视着那座房子，直至格穆利希夫人离家外出购物。小组里的那名女特工当即跟在了她的身后，并用手机与她的同事们保持着联系，这样当那位夫人回家时她可以及时发出警告。事实上，那银行家的妻子外出了两个小时——时间足足有余。

    内维奥特特工组专家闯进屋子根本不成问题，窃听器很快就被安放在了客厅、卧室和电话上。对屋里进行了快速的、熟练的、不留痕迹的搜查，但结果一无所获。室内只有一些通常的证件：房产证、护照、出生证明、结婚证书，甚至还有一些银行的账单。每一份证件都被拍了照片，但查看了一下个人银行存款账单，没能发现从温克勒银行贪污的现象。所有的一切似乎可以证明那人是完全诚实的。

    大衣柜和卧室的抽屉没能显露出奇怪的个人嗜好迹象——在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中这些往往会成为被他人敲诈勒索的把柄。说实话，已经看着格穆利希夫人离家的内维奥特组组长对此并不感到惊奇。

    如果说那人的私人秘书是一个乏味的小东西的话，那么他的老婆好比是一张被扔掉的废纸。以色列人认为他很少见过如此萎靡不振的小女人。

    当耶里德的女特工用手机警告银行家的妻子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时，内维奥特的专家们已经完成任务后撤出了。在同事们已经走出屋子穿过花园之后，前门被那位穿着电话公司制服的人重新锁上了。

    此后，内维奥特组将守候在停在街上的那辆面包车上的录音机旁，倾听着那座房子里的动静。

    两个星期以后，绝望的组长向巴齐莱汇报说他们还没录满一盒磁带。第一天晚上他们录到了约二十个字。女的说：“这是你的晚餐，沃尔夫冈。”——没有回答。她要求换新窗帘——遭拒绝了。男的说：“明天要起早，我去睡了。”

    “他每天晚上都要说这句话，好像他已经这么说了三十年。”内维奥特组特工人员抱怨说。

    “有没有性生活？”巴齐莱问。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吉迪。他们连话都懒得说，还谈得上做爱？”

    想找出沃尔夫冈·格穆利希人格上的缺陷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那人不参加赌博、不搞同性恋、没有社交、没有情人、不上夜总会、不去红灯区。只有一个晚上他出了家门，跟踪组的士气立即鼓舞了上来。天黑后，吃过晚饭，格穆利希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步行穿越黑暗的郊区直至走到五个街区之外的一栋私宅。

    他敲门后等待着。门打开了，他走了进去，门又关上了。一会儿，底楼的一盏电灯亮了，但隔着厚厚的帘子。在房门关上之前，其中一名以色列盯梢员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色尼龙束腰外衣的长相严肃的女人。

    也许是艺术洗浴？抑或是异性陪浴，与两名高个子妓女一起洗桑拿，让她们操持桦木枝条？第二天上午核查后，发现那个穿束腰外衣的女人是一位年长的手足病专科医生，在她自己的家里开着一家小小的诊所。沃尔夫冈·格穆利希是去治疗脚上的鸡眼的。

    12月1日，吉迪·巴齐莱接到了科比·德洛尔局长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