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回来了。他们在悄悄地传播那份文件，但是不留下任何复印件。肯定是为了树敌，为了给总统大选施加压力。

    不管他是谁，他已经错误判断了大主教的实力，教堂根本没有权力。格里申想起斯大林蔑视教堂的话，他十分赞赏，“教皇能有几个师的兵力？”然而，不管他是谁，他是来找麻烦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个人保留了宣言的副本。这就是说，他手中只有一份或两份复印件。显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他，并悄悄地、不留痕迹地把他消灭。

    后来的情况表明，问题要比格里申想像的容易得多。

    至于他的新情报员，他感到不会有什么问题。数年来反情报工作的实践，已经教会了他如何辨认并评估自己的情报员。他知道那个神父是个胆小鬼，他为了提升可以出卖他的祖母。格里申注意到当自己提到要将他升为大主教时，他突然爆发出了活力。

    还有其它的事情要做呢！当他离开壁画，从他布置在门口的那两个人中间穿出去，内心在思考着：他真需要从青年战斗团里挑选一名稳重潇洒的朋友，去查找那个叛徒神父的下落。

    那四名仅露出脸部，而把头、耳、颈部都捂住的戴羊毛头罩、面具的人，行动非常迅速，而且很有时效。他们的袭击结束后，中心城市出租车公司的经理算计着不值得向民兵报告。在莫斯科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下，最好的侦探也无法找到袭击者，他们也不会认真处理这类事情的。如果要去报告，虽然什么东西都没被偷走，无人受到伤害，但是你不得不填写一大堆表格，浪费几天的时间去陈述事情的经过，而这些资料将被扔在那里无人问津，积满灰尘。

    那伙人闯入一楼的办公室，关上门，放下百叶窗，要求见经理。由于他们都带着手枪，没有人敢反抗，都以为他们是来要钱的。但是，他们不是冲着钱来的。当他们拿着手枪对准经理的面孔时，他们想要的仅仅是前三个晚上的工作记录表。

    那伙人的头目研究了那些工作表，找到了一个他们感兴趣的条目。经理看不见那些表格，因为他当时正好面朝墙角跪在那里，后来他得知那个条目登记的是半夜的一次出车情况。

    “52号司机是谁？”那个头目快速地问道。

    “我不知道，”经理长声尖叫道。他被用手枪枪管在脑袋侧面掺了一下。“他在工作人员档案里！”他高声叫着。

    他们强迫他拿出了工作人员名单。52号司机是瓦西里，他的地址是在郊区。

    那伙人警告他，如果他敢给瓦西里通风报信，他们就会很快把他从现在的住址转移到棺材里去。那个头目把工作表里的那张纸撕下来之后，他们就拿着离开了。

    经理护理着他的头，他吃了一片阿司匹林，然后想到了瓦西里。如果那个傻瓜愚蠢到欺骗这种人，那他们是应该收拾他。显然那个司机给某个顾客少找钱了，而那个人的性子比他还急，或者是他对他们的女朋友非礼了。他想，现在是1999年的莫斯科，要么你大难不死，要么带枪的人找你点麻烦。经理不想自找麻烦，他再一次打开办公室的门，回去工作了。

    门铃响的时候，瓦西里正在吃午饭，他手里拿着香肠和黑色面包。几秒钟后，他妻子面色苍白地回到屋里，她身后站了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头戴黑色面具，手里握着手枪。瓦西里张开嘴，一片香肠从嘴里掉出来了。“我是个穷人，我没有……”他语无伦次地说。

    “闭嘴！”其中一个人说，另一个人把浑身颤抖的女人推倒在椅子里。瓦西里发现他鼻子底下有一张被撕下来的纸。

    “你是52号司机吗，中心城市出租车公司的？”那个人问道。

    “是的，但我是个诚实的……”

    一只戴黑色手套的手指，指着工作表上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