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友情报机关之间，包括以色列精明强干的摩萨德情报局，一直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照片交换。几乎没有一个到西方的或第三世界国家的苏联集团来的记者不出现在相册里的。同样，进入苏联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不在苏共中央的大厅中愉快地照一张相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电脑库来储存千百万张面孔的图像，以便与每天源源不断进入美国的面孔相对照。而英国却使用布劳德温女士，虽然这有点浪漫，但却是真的。

    布劳德温女士岁数不小了，常常是操劳过度。她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总是让她快些“识认”这个、“识认”那个。这一行，她已经干了40年，并且一直为桑蒂纳尔大楼工作。她在那儿有一个庞大的照片档案库，构成了六局的“脸谱大全”。其实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排排洞穴似的小屋，里面是一排排的相册。只有她对这些照片了如指掌。

    她的大脑就像中央情报局的电脑库一样，甚至有时要比那个电脑库还灵。在她的大脑里储存的不是30年战争的细节，也不是华尔街的股票行情，而是各种面孔。像鼻子的形状、下巴的线条、眼睛的神采；像面颊的垂度、嘴唇的曲线和擎杯夹烟的姿势；像一个人在奥地利酒馆中微笑时被拍了照，几年以后他那镶装牙齿的光泽，又出现在伦敦的超级市场里——这些都储存在她那惊人的记忆里。

    这天晚上，贝斯沃特街在沉睡，伯金肖的人守在监视岗位上，而布劳德温女士却坐在那里，盯着弗朗兹·温克勒的脸。两位六局来的年轻人默默地等待着。一小时后，她只是说：“远东。”便沿着一排排的相簿走去。在5月26日（星期二）的凌晨，他被“识认”出来了。

    这张照片照得不好，还是五年前的。那时温克勒头发还较深，身体也细一些。他正在参加印度大使馆的一个招待会，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的大使旁边。

    一个年轻人看着两张照片，疑虑重重。“你敢肯定吗，布劳德温？”

    “他的相貌要是变了的话，除非铁树开了花。”

    年轻人急忙回去打电话。

    “认出来了，”他说，“他是个捷克人，五年前是东京捷克大使馆的一个一般工作人员，名字叫吉利·海克。”

    普雷斯顿在凌晨3点被电话吵醒。他听了一会儿，谢谢打电话的人，把听筒又放下了。他高兴地笑了。

    “逮住你了。”他说。

    上午10点钟，温克勒仍在旅馆里。科克大楼的行动控制已经转交给了K分局二处二科——苏联卫星国处捷克科的西蒙·马杰里。不管怎么说，捷克归他们管。巴里·班克斯晚上在办公室睡的，现在也和西蒙在一起，随时把进展情况报告给桑蒂纳尔大楼。

    与此同时，普雷斯顿给美国大使馆的法律顾问打了一个私人电话，这是私人之间的关系。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里办公的法律顾问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常驻伦敦代表。普雷斯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对方说一定尽快回电话，考虑到两地的时差，大约在五六个小时以后能回复。

    11点时，温克勒从旅馆出来了。他又走到艾治威尔路，叫了一辆出租车，向花园巷开去。两辆监视车跟着他，车中坐着盯梢人员。在海德公园路口，出租车向皮卡的里开去。在皮卡的里东边的色克斯站附近，温克勒打发走了出租车。尽管他并没有看到谁在盯他，但也耍了几个小花招，企图甩掉盯梢者。

    “又来这一套了。”兰·斯图尔特小声地说。他已经看过了伯金肖的盯梢记录，等着那出戏重演。温克勒突然闪进附近的一条拱廊，从那一端走出来，急忙走到人行道上，转身看他刚刚穿过的拱廊里是否有人跟着他。没人出来。他们没有必要，在拱廊的另一端早就有一个尾巴等在那儿了。

    这些尾巴对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