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没有。”一个说，带着外国口音。

    “你说，谁拿去了？”黄头发问。

    扎布朗斯基不告诉他们。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他。后面的人松开手时，他向前倒在地毯上，滚到一边。他的嘴唇发青，眼睛发直，呼吸越来越短并开始倒气。三个人低头看着他。

    “他中风了，”一个人诧异地说，“不行了。”

    “你们用的劲儿太大了，是不是？”黄头发讥讽地说，“走吧！咱们已经知道了名字。”

    “你认为他说的是真话吗？”一个渣滓问。

    “对，一个钟头以前他说的是真话。”黄头发说。

    三个人离开房子，爬进车里开走了。他们顺着格林金匠街向南开。一个人问黄头发：“现在咱们还要干什么啊？”

    “少废话，我正在考虑。”黄头发说。

    这个小虐待狂总把自己当成罪犯的头儿。实际上他得到的情报有限，这使他进退两难。一方面，合同上只让他拜访一个人，寻找丢了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找到。快到雷金兹公园时，他看到了一个公用电话。

    “停车，”他说，“我得打个电话。”

    雇他的人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另一个公用电话的号码，限定了三个打电话时间。第一个打电话的时间就剩几分钟了。

    贝莉尔·扎布朗斯基从周末的玩乐中回来时已经是早上两点了。她把自己的米特罗牌小汽车停到马路对面，自己进了屋子。她奇怪的是还开着灯。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老婆曾经是一位漂亮的犹太姑娘，出身于一个劳动者家庭。她很早就懂得，希望生活十全十美是愚蠢的和自私的。10年以前，那时她25岁，在一个毫无前途的合唱队的第二排唱歌。扎布朗斯基相中了她，并要求她嫁给他。他曾经告诉她，他干那件事是不行的。但她不在乎，毫无条件地同意了。

    奇怪的是，他们的婚姻很美满。他非常善良，对她像慈父一般。她依赖他，也像女儿一样。他尽其所能给予她一切——好房子、漂亮衣服、小件饰物、零花钱、安全感——她也感到心满意足。

    当然，有一件事，他是满足不了她的。但他很通情达理，也能忍得下。他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知道是谁，也不要让他跟那人见面。现在，贝莉尔已经35岁了，有些老练了，在那种事情上就更明显更大胆了，而且也更有招法了。这就更吸引了一些年轻人，而她也打心眼里有求必应。她在西区开了一个小小的工作间，以便作为幽会地点。每周六晚上都到那里去，寡廉鲜耻地鬼混一番。

    一进到屋内，贝莉尔·扎布朗斯基便哭了起来，并急忙给急救站打电话。6分钟后，救护车来了，把这个垂死的人抬到担架上，一边抢救一边向皇家免费医院疾驰。贝莉尔也坐救护车一起来了。

    在路上，他有一会儿回光返照，示意她凑到他那血污的嘴边，她竖起耳朵听他讲了什么，眉毛诧异地挑了几下。这是他最后的话。当到达汉普斯特德时，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已成了另一个“入院死亡”的患者。

    贝莉尔·扎布朗斯基还恍惚地记得吉姆·劳令斯。在她结婚的前7年，她曾与他有过一点交往。她知道，现在他的婚姻已经破裂了，又一个人住在王兹沃绥区那个顶层房间里。她常给他打电话，所以，还记得电话号码。

    她打通电话时仍在哭泣，开始时，劳令斯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还没睡醒，懵懵懂懂地不知是谁来的电话。她是从急救站公用电话打出的。她连着投硬币，但老是嗡嗡作响。当劳令斯明白是谁时，便越听越觉得不大对头。

    “他就说了……这么点儿？好吧，亲爱的。你瞧，真遗憾，太遗憾了。事情平静后我会来的，看我能帮什么忙，啊，贝莉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