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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点15分时，前面车中的问讯者走过来，在车窗上说了句什么。列维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但还能动。两边的人把他拖出车，架他到道口上。11点20分时，一个人用铁棍狠狠地击向他的头。他死了。他们将他放下，把他伤残的手搭在铁轨上，砸碎的头紧靠着铁轨。

    汉斯·格劳白拉与平时一样，在10点零9分把最后一趟夜班快车从利尔开了出来。这次车每天一趟。1点时，他就可以回到海伦塔尔斯家中的暖床上了。这是直达货车，11点19分通过尼几伦车站。过了几个路口后，便加足马力，向卢埃大街道口一直开过来，车速接近每小时120公里。6268号机车上的探照灯射向前方100码的地方。

    离卢埃大街很近时，他发现铁轨上躺着个什么东西，急忙踩了刹车。车轮下冒出火星，机车慢下来。但距离太近了。透过挡风玻璃，他看到车灯照射着蜷曲的身躯、张着的嘴。他们段里曾发生过两次这样的事，是自杀还是醉酒，谁也不知道，后来也说不明白。人家说，摊到这种事情时，你好像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他没有听到。尖啸的机车从出事地点滑过时的速度是每小时50公里。

    他停下车来时，连看都不敢看了。他跑到一家农场，报告了警察。警察带着灯赶来时，车轮下那一堆东西就像肉酱一样。一直到天亮，汉斯·格劳白拉还没有回家。

    同一天上午，但是在4个小时以后，约翰·普雷斯顿来到白厅街国防部的大厅中，走到传达柜台旁，出示了通用通行证。与他要见的人通话后，被领到电梯，上了楼，又穿过几个走廊，来到国防部国内保安厅厅长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后楼的高层，俯视着泰晤士河。

    布里格迪尔帕蒂。卡普斯蒂克好像没什么变化，普雷斯顿几年前在阿尔斯特见过他。他高大、红润、和蔼可亲，两个脸蛋像苹果似的，他看起来不像军人，倒像一个农民。他走上前来，嘴里大叫着：“约翰，我的孩子，只要我有一口气，你总是孩子。来来，进来。”

    虽然伯蒂·卡普斯蒂克只比普雷斯顿大10岁，但他习惯上总是把比他小的人叫“我的孩子”。他那副样子，使他真像一个叔叔。他是大兵出身，印尼危机时，在马来亚战役中，他曾深入敌后，带领一个穿插小组转战在婆罗洲的丛林之中。

    卡普斯蒂克坐下，从柜中拿出一瓶啤酒。“来点儿？”

    “有点儿早。”普雷斯顿谢绝说。现在刚过11点。

    “胡说，为咱们的过去干一杯。这里的咖啡没法喝。”卡普斯蒂克坐下，从桌子上把杯子推给普雷斯顿。“你说，他们把你怎么了，我的孩子？”

    普雷斯顿做了个苦脸。“电话里我跟你说了他们让我干什么，”他说，“该死的警察差事。根本不把你当人看，伯蒂。”

    “哎——我也是一样，约翰。闲待着。当然了，我是转业军官，所以，还不算太糟。55岁时拿了抚恤金，搞到这个工作，还不算太坏。每天到火车上混，检查各个治安点，不让坏蛋钻空子，再回家陪老婆。天天如此。可能会更糟的。不管怎么说，先为咱们的过去干一杯。”

    “干！”普雷斯顿说。两人都干了。

    普雷斯顿想道，过去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平静的。他上次见到伯蒂·卡普斯蒂克的时间还是在6年以前。那时卡普斯蒂克是一个上校，这位外表看来大咧咧的军官却是北爱尔兰军事情报处的副处长，建立了里斯布恩综合大厦，大厦内的资料库可以向任何询问者提供爱尔兰革命军的最新详细动态。

    普雷斯顿那时是他手下的人，穿着便服，隐瞒着身份，经常出入于强硬路线的普罗沃地区，与情报员接头或到断了线的情报点取材料。一次，为卡普斯蒂克执行任务时暴露了身份，险些丧了命。是靠卡普斯蒂克的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