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为了“英国”而去干的。

    第二种朋友是英国工党内部起着决定作用的强硬左派。他们是这样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或情感上赞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他们堪称为类似马列主义的左派。他们在特定的或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不折不扣地、或接近地贯彻苏联对英国或西方盟国的外交政策的意图。他们是一些不需要别人的教导、甚至不愿意被人教导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信念、变异爱国主义、破坏观念、个人突出思想所驱使的人，屈于威胁压力的人，自高自大的人，或乐于随帮跟影的人，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都与我们苏维埃的利益并行不悻。他们形成了为我们的利益而效忠的代理人。

    当然，他们都自称是民主的追随者。令人高兴的是，当今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把“民主”理解成多党制，统治机构必须定期由广大群众秘密选举而产生。既然我们的强硬左派朋友们都是俗体凡胎，就必定要食人间烟火，睡觉、做梦，每天醒着时还要为左派方针而工作，所以，他们要一个“选举出的民主”，由他们或与他们具有相同思想的人掌权。英国的舆论界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

    总书记同志，我现在想谈一下多年来强硬左派对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干扰。这就是两条道路共存、并行长入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在强硬左派的思想中存在了几十年，直到10年以前的1976年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才得以解决。

    强硬左派多年来要在英国推行的两条道路就是“议会道路”和“工业道路”。前一条道路就是潜移默化地接管工党，以其作为工具来掌握政权而制造一个真正的革命社会。另一条道路就是在工会运动中发动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走上街头，从而产生革命的社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英国，真正的马列主义中流批柱是在工会运动之中，工会的中坚分子总是比工党在议院里的中坚分子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一直是工会一方起主导作用并且在1976年使其力量达到顶峰的原因。

    1974年希恩政府倒台、威尔逊重新掌权时，他也知道不能指望工会。如果他把工会推上来，就会使工党破裂并且丢掉交椅。那时工会发动了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冲天涨的人头税，使英国在工业上、商业上和财政上都陷。困境而不能自拔。

    到1976年4月，哈罗德·威尔逊失去了对工会和经济的控制。经济学家们看得很清楚，大动荡到来了。威尔逊宣布，由于健康的原因辞职，把政权拱手交给杰姆斯·卡拉汉。

    当年夏末，英国经济濒临危机，需要国际货币基金会给以大量的紧急贷款，但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不理睬，认为不符合条件。在10月的工党代表大会上，英国财政大臣只好书面请求工会的负责人遏制工资和接受削减公用开支。

    菲尔比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多事之秋，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当英国工会的负责人与莫斯科接触和聆听如何办的指示时，他一直是一个秘密聆听者和得力的参谋。遗憾的是，他很清楚，自17世纪内战以来，英国一直没有被革命势力所掌握；自从那时以来，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媚外。他又回到打字机旁。

    您会比我更清楚地记得，当时莫斯科的建议是：工会要重视卡拉汉政府要求节制的号召。不到两周，工会的战斗意志就垮下去了，对政府与工会达成的“社会协约”作了让步。时至今日，英国自己还仍然蒙在鼓里。所以，请允许我重申一下您应该了解的情况，因为它与下述情况有关。

    应该重视财政大臣的要求，避免把数百万的工人推到街头去与军队和警察对峙。这里有一个原因，而且也只能有一个原因。正如那时克利洛夫教授所竭力争辩的那样，所有的历史教训都证明，只有在革命者打入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