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来，丰坦诺大楼那套住宅的主人每个小时都向那个号码打一次电话，但直到今天——1月4日，星期日——才有人接。他们在电话里说得很简单，结果只是让他在午饭前到西区一个很可靠的旅馆去，在那里的一个会客室与一个人会面。

    那人大约60岁，深灰色的头发，衣着朴素，有文职人员的风度。他来后道声歉就坐下了。

    “真对不起，这三天我不在，”他说，“我是单身汉，一些好朋友邀我到城外去跟他们一起过年。那么，出了什么事？”

    那位主人简单地把经过告诉了他。他已经考虑了好几天如何讲述事情的经过和一些话该怎么说。那个人非常严肃认真地听他讲。

    “当然了，你做得很对，”他终于开了口，“这事可能很严重。你星期四晚上回来的时候，叫没叫警察？或者，以后报告没有？”

    “没有。我想最好先跟您谈谈再说。”

    “咳，真遗憾，不管怎么说，现在有点太晚了。他们的技术人员，在三四天内能从保险箱的被炸中鉴别出一些线索。现在就很难说明白了。除非……”

    “除非什么？”那家主人急切地问。

    “除非你回来后，镜子仍在原处，屋里的一切都整整齐齐，你住了三天还不知道被盗了。这可能吗？”

    “怎么可能呢？”那家主人说，“地毯的边儿都给掀起来了，那混蛋一定是沿着墙走的，以防踩到踏板上。”

    “是啊，”另一位若有所思地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利索的小偷，做完后连镜子和地毯都放好。他们也不会指望你到别的地方去躲三天。”

    “我到哪儿去啊？我会给人看见的。我哪儿也没去。夜总会？旅馆？那我要登记的。”

    “说真的，”他的知己说，“不行了，这不解决问题。不管是好是坏，反正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现在叫警察也来不及了。”

    “那我他妈该怎么办啊？”那家主人急了，“他们可能早就躲得无影无踪了。”

    “你老婆在外面要待多长时间？”那人问。

    “谁知道啊？她愿意待在约克郡，我想，几周吧。”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保险箱换上个新的，一样牌子的；戈兰钻石也换上复制品。这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被偷走的怎么办呢？”那家主人气急败坏地问，“不能丢了就不管啊，我得把它搞回来。”

    “不错，”另一个人点头说，“听我说，你想一想，我的人跟钻石界的人有来往。这些宝石肯定要送到哪家去改头换面的，他们不能原样不动地就拿到市场上去卖，太显眼了。我要设法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贼和把东西搞回来。”

    那主人站起来要走。他的朋友仍然坐着，忧心忡忡。那位穿着朴素的人同样也是很失望的，但他掩饰得好一些。

    “你什么也不要做，对此事守口如瓶，”他叮咛说，“尽量让你老婆在乡下待得越久越好。要装得和平时一样。耐心等待，我会跟你联系的。”

    第二天早上，约翰·普雷斯顿是涌回伦敦中心的人流中的一员。他们一共休息了长长的五天。因为他住在南肯辛顿，坐地铁来上班正合适。他在古治街下车，剩下的500码就可以步行了。他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中等个，结实，46岁，穿着风雨衣。虽然冷，但他没戴帽子。

    快到戈登大街路口时，他拐进一所不显眼的大楼里。这可能是一座办公大楼，很坚固，但不是新式的，名义上是一个保险公司。只有到里面，才能看出与附近其他的办公楼不同。

    不同的是，在大厅中有三个人，一个在门口，一个在收发台前，一个在电梯口，个个身高体大、肌肉发达，跟保险公司整天书书写写的人大不一样。任何偶尔想跟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