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她。

    “两个月后她怀孕了。所以他娶了她，给了她他的名字，他的头衔，他的爱，以及必要的婚礼。他们的儿子在1894年的夏天出生，由他们共同抚养。她在最近的12年里成为全欧洲最有名的女高音。”

    “但他们没有找到埃里克吧，我的孩子？没有幽灵的踪迹，我好像记得是这样。”

    “是的，神父，他们没有找到他。但是我找到了。我孤寂地回到我那间位于合唱室后面的办公室。当我拉井衣橱壁龛的帘布时，他在那里，一直戴着面具，双手紧握，就像11年前他躲在我的公寓里的楼梯后面一样蹲在黑暗处。”

    “当然您去告诉警察了……”

    “不，神父，我没有。他仍然是我的孩子，我两个男孩中的一个。我不能再把他交给那些人了。我拿来一顶女式的帽子和厚重的面罩，长斗篷……我们并排走下工作人员用的楼梯间，来到大街上，就像两个在黑夜中快步行走的妇女。街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注意我们。

    “我让他在我的公寓里住了3个月，公寓离那儿只有半英里远。但到处张贴着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他不得不离开巴黎，完全离开法国。”

    “你帮助他逃跑了，我的孩子。这是犯罪，也是一种罪过。”

    “我将为此付出代价，神父，现在很快就会。那个冬天非常痛苦，天气又冷，让人十分难熬。乘火车肯定是不行的，我租了一辆公共马车，有4匹马拉，还有一个封闭的车厢，到勒阿弗尔去。在那儿我把他藏在一间租金低廉的房间里，我找遍了所有的码头与下三流的酒吧，终于找到一位船长，他手上有一艘开向纽约的小型货船，只要给他钱，就不会有任何问题。1894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站在长长的码头的尽头，看着这艘不定期货船的尾灯消失在黑夜中，驶向新的世界。告诉我，神父，是不是有其他人和我们在一起？我看不到但我能感觉到有人在这儿。”

    “的确，有一个人刚刚进来。”

    “我是阿曼德·迪富尔，夫人。一位实习生到我的办公室说这儿有人需要我。”

    “您是一位公证员？可以负责遗嘱的事吗？”

    “是的，夫人。”

    “迪富尔先生，我想让你来找一下我枕头下面的东西。这本来应该是我自己做的，但我太虚弱了。谢谢你。你找到了什么？”

    “哦，好像是一封信，装在一个精致的马尼拉信封里。还有一个羚羊皮做的小包。”

    “正是这些。我希望你拿出笔墨，在封好的信封口签上签名，表示这封信今天交由你负责，而且没有被你或其他人打开过。”

    “我的孩子，我请求你快点，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工作。”

    “耐心点，神父。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但在这么多年的沉默之后，我现在必须努力完成这件事。你办完了吗？公证员先生。”

    “已经按您的要求写好了，夫人。”

    “在信封的下面？”

    “我看出来了，肯定是您亲笔写的几个字：埃里克·米尔海姆，纽约市。”

    “小皮包呢？”

    “在我手上。”

    “请您打开它。”

    “哦！拿破仑金币，我已经好久没见了……”

    “它们现在仍是有效货币吗？”

    “当然啦，而且非常珍贵。”

    “我希望你全部收下，带上信，亲自到纽约投递给收信人。”

    “亲自去？在纽约？但是，夫人，我并不是经常……我从未……”

    “求您了，公证员先生。钱够吗？作为您离开办公室5个星期的补偿？”

    “够了，但是……”

    “我的孩子，你还不知道这个人是否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