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您作为一位法律人士，一定很清楚，当今没有人能顶得住一家国家级大报的巨大压力。所以，我带着事实和文件，想找他们的编辑，说明一下。他们的雇员是大错特错了，而且还不想改邪归正，编辑拒绝见我，永远不想见我，所以我去见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因为他们不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我就只好到他家去了。”

    “去打他的鼻子？”法官说，“你也许是遭到了诽谤，但是，靠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天哪，阁下，不是这样，”查德威克说，一副吃惊的样子。“我根本不是去揍他，我是想跟他论论理儿。让他核对一下证据，我认为这样会使他明白，他写的那东西不符合实际。”

    “哦，”法官很感兴趣地说，“动机原来是这样，你到他家去求他？”

    “我确实是这样做的，阁下。”查德威克说。他如同公诉律师一样清楚，由于他并没有宣誓而在被告席上发言，因而是不会受到盘问的。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理论呢？”法官问。

    查德威克的肩耸了一下，“我试了，”他说，“他和报馆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蔑视我，不理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小老百姓，微不足道，无法与强大的《星期日信使报》抗衡。”

    “后来又怎么了？”法官问。

    “我承认，我当时是鬼迷心窍了，”查德威克说，“我干了不可原谅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么一刹那，我失去了理智。”

    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法官心中忖度道：你呀，我的朋友，你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啊。于是，他不禁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桩事，当时他在另一个法庭上判案时，也曾受到新闻界的粗暴和无礼；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气愤更是有增无减。于是他大声宣布道：“这是一桩非常严肃的案件。法庭应该接受你是受了冤枉的，甚至，你那天早晨从家里去汉普斯特德时，心中是没有诉诸暴力的想法的，然而，你确实在布伦特先生的家门口打了他，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公民随便就去打一位国家大记者的鼻子。罚款100英镑，加50英镑诉讼费。”

    比尔·查德威克这边填支票时，那边记者席上已经空无一人了。他们都急忙去打电话和乘出租车去了。他从法庭的台阶走下来时，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来，发现盖洛德·布伦特站在他面前，气得脸色发黄，浑身颤抖。

    “你这个混蛋，”记者说，“你不能在法庭上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

    “我能，确实能，”查德威克说，“我在被告席上发言，合法的，我可以讲。这叫绝对特权。”

    “但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也没干那种事，”布伦特说，“换谁你也不能那样说。”

    “为什么不能那样说？”查德威克心平气和地说，“事儿都是你干的。”

    （郝启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