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给我留一个位置，朋友。”

    然后他就走了。他总是把他那辆租赁的汽车停在几百码外，并且需要绕过两个街角。在别墅的大门外，他蹲下来，与往常一样系了系鞋带，抬头察看了一下前方的路面情况。路上没什么情况，只有两百码开外一个年轻女孩在试图发动一辆轻骑摩托车。但她是个当地人，戴着面纱，遮住了头发和半张脸。不过，一个女子开摩托车还是令他感到不快。

    他转身走开了，走向他的汽车。那个姑娘已经发动了摩托车，在发动机的震响中，她俯身对着前挡泥板上方的那只车篮里的一件物品说话了。她使用的简单扼要的英语表达法是在英国切尔特纳姆女子学院里学到的。

    “猫鼬一号出动了。”她说。

    任何曾经卷入过被英国诗人吉卜林称为“大博弈”的人，以及尝到过被中情局的詹姆斯·安格利顿描述为的滋味的人，都会同意最厉害的对手是“没想到的因素”。

    因为“没想到的因素”而造成的隐蔽行动的夭折，很可能多于因为叛变投敌或对方高明的反间谍手段的因素。它几乎直接导致“撬棍行动”的失败。可笑的是，这一切全是起因于在新的合作氛围中，每个人都在努力提供帮助。

    在阿联酋和阿拉伯海上空轮流盘旋的掠食者发回来的那些照片，正从图姆莱特反馈到苏格兰埃泽尔空军基地，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照片也传送到了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美军通讯中心，美国人还以为英国人是在进行一些日常的空中侦察活动。马丁曾经要求知道他进入敌人心脏的人数不能超过十二个，现在的人数依然是十个。这十个人都不在坦帕。

    掠食者在阿联酋上空拍摄到的有成群结队的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汽车、出租车、码头和房屋。由于数量庞大，不可能每一个都去核查。但那艘名叫珍珠的帆船，和它那年长的船长，已在监控之下。所以在它靠岸时，任何上船的人都可能会引起关注。

    可是上船去的人有几十个。珍珠号要装货卸货、添加燃油和供应品。那个阿曼籍水手一边擦洗舱面，一边热情地与过路人打着招呼。游客在旁边徘徊，想看看一艘用传统的柚木制成的用于航海贸易的真正的帆船。当地的代理和朋友也登轮来看望船长。当一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白色的长袍、戴着银丝草帽的年轻的海湾阿拉伯人来与费萨尔·本·萨利姆船长交谈时，他只是众多客人中的一位。

    埃泽尔空军基地的控制室里存有被怀疑是“基地”组织的成员或同情者的上千张面部照片，从掠食者发回来的图像都被用电子作了对比。哈塔卜博士没有引发红色警示，因为他尚未被美英情报机构所知。所以埃泽尔错过了他。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这位访问珍珠号帆船的身材优雅的阿拉伯年轻人也没有引起在坦帕的美国人的注意，但军方作为一种姿态把这些图像发送给了设在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和设在华盛顿的主管间谍卫星的国家侦察办公室。美国国家安全局转发给了他们的英国伙伴——设在切尔特纳姆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后者作了仔细的审视，还是错过了哈塔卜，又把图像转给了反间谍机构一英国保安局，又称军情五局。

    从议会大厦沿泰晤士河岸往下游不远就是在泰晤士大楼里办公的军情五局。在那里，一位急于干出点成绩来的见习生，在浩瀚的“面容辨识数据库”中苦苦寻找所有曾登上珍珠号帆船的客人的面孔。

    不久以前，面容的辨认还是依靠具有天赋的情报人员在半明半暗的办公室里拿着放大镜去照看那些在现场抓拍到的照片，试图解答两个问题：照片上的人是谁？是不是我们以前所见过的？这常常是一种孤独的艰苦的追求，一个专业的分析员有时候要花上几年时间才会产生一种第六感，回忆起照片中的那位“朋友”曾经在五年前印度德里的一次越南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