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他从来就不知道，也不关心妻子和孩子们需要些什么。亨利·斯皮尔曼还记得母亲曾经对父亲说过：“本，我真的很搞不懂。在店里，你对每个人都那么和善。但是一回到家，你就总是满腹牢骚。当西尔弗曼先生在和你说有关袖口的问题时，你会认真听他所说的每个字。而对我呢，即使是谈论我们女儿的结婚礼服，你也漠不关心。”

    现在，亨利·斯皮尔曼能用一个理论来解释父亲那令人费解的行为反差了。这种反差并不是说比起妻子和孩子来，父亲更喜欢西尔弗曼先生。相反，亨利知道父亲很关心全家人。但是学习了经济学之后，小斯皮尔曼学会了用另外的角度去看问题。父亲做生意要和其他的裁缝店竞争。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要从事裁缝这个行当，你几乎不需要什么资金的投入或接受什么专门训练。而父亲的服务所创造的价值，要使他致富显得太少了，但是却足够服务到大部分的顾客。用书本上的话来说，就是供应量等于需求量。如果大家排队等候父亲做衣服，他可能会很粗鲁地或有差别地对待某些顾客。因为对父亲而言不存在经济成本。

    但是，市场决定了做一件衣服的价格。这时候，礼貌和良好的服务才能赢得顾客，招徕回头客。而另一方面，粗鲁的态度和糟糕的服务则会吓跑顾客。这样一来，斯皮尔曼先生付出的代价就将是收入的减少。

    弄懂了这个现象之后，斯皮尔曼突然觉得很多其他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当法律的规定使租金达不到和市场供求关系相应的水平时，出租房子的人态度就会很粗鲁、很无理；二战期间的屠夫对待顾客会很粗暴无礼，因为那时候牛肉的价格受到了人为控制；那个时期，对销售同类商品的其他商人关注很少，这使得顾客大清早就排队等候在这些商店外，只有那些足够幸运的人才能买到尼龙针织品。

    多年以后，当联邦政府对汽油价格加以限制时，斯皮尔曼突然意识到这个理论还在发挥作用。在剑桥城的这些年里，斯皮尔曼经常光顾百老汇的一家加油站。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对他很客气，除了那段时间——那时，石油供应量在下降，而政府对油价的控制让这种情况更加恶化。这似乎也改变了加油站职员的脾气。很多顾客排着长队，尽管油价很高，他们却争着要掏钱加油。但是加油站职员的服务态度却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当政府取消控制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去加油时，人们又可以看见彬彬有礼的职员了。

    亨利．斯皮尔曼知道一些很少有人会相信的事情。如果他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别人会误解他的：他的父亲，一个对顾客最有礼貌的人，对待自己的家人竟会像百老汇那家加油站的职员一样粗鲁。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无需去改变父亲的性格，只要改变那一成不变的价格就行了。

    在家庭范围里，市场供求平衡价格不会决定资源在每个人身上的分配。因此，老斯皮尔曼乱发脾气不会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在楼下，在他的裁缝店里，同样的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父亲视环境的不同调整控制自己的脾气。而小斯皮尔曼也同样遵照了由此理论预测出的模式。今晚，为了招呼那个不速之客，亨利．斯皮尔曼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因此，他是不会开心的。

    当斯皮尔曼走向停车场时，他看见两个学生朝他走了过来。

    “晚上好，斯皮尔曼教授。”其中那个头上裹着红绿色圣诞围巾的向他问好。这两个学生走近后，斯皮尔曼才认出那戴围巾的是他带的研究生。

    他的回应并不像往常和学生互相开玩笑时那么友善。今晚，他真的很心烦，他的问候也是敷衍了事。但是对那个他认识的学生来说，教授那表示相识的叹息声就是她今晚最开心的事了。

    “斯皮尔曼先生穿着那套衣服，你怎么认出他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