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青草坪，走进血红砖墙的楼房，那一座座楼房洁净无瘦，泰然屹立，深深根植于泥土清新而赋有生机的大地之中。小虫和雏鸟低微的鸣啭不时地传来，他顿时有一种绝望安全、恬静的感觉。似乎这道铁篱早将那噪杂、毁灭、城市另一端的尘灰全都屏蔽一空。

    两位汽车司机也出来了，就坐在他身边。这些杂种从不放过机会，莫斯卡在寻思。他自己想抽烟想得厉害。他冲着其中一位司机问道：“给我一支烟，有吗？”他们怔住了，靠得最近的一个馋得张开大嘴直打哈欠。莫斯卡笑着说，“我一支也没有，我再来给你俩带几包。”

    靠得最近的那人拿出一包黑盒德国香烟递到莫斯卡面前，说，“想吸就来一支吧。”

    莫斯卡把烟点着，抽了一口就呛住了，惹得两个司机哈哈大笑，其中的一人说，“抽一抽就习惯了。”此后莫斯卡再抽，觉得味道还不错。他仰面躺在长凳上休息，太阳照在脸上，他感到疲倦了。

    “你们开车送她来时，她怎么样？”他闭上眼。

    “很好，跟所有的产妇一样。”递给他烟的那个司机说。他总是一脸的幽默，微微带笑，可以断定，这笑意是面部骨骼结构所定型的。“住进来的好几百个都和他一样，没问题。”

    莫斯卡睁开眼看看他，“整天拖女人，听她们嚎叫，不是个好话计。”说话时，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两个人已怀有憎恶之意，因为那段时间海莲完全落入他两人手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还是那个司机在说话，“运载会哭叫的人还算好，在战争中，我和一个埋尸班在一起，常常出车运死人。冬天，尸体冻得直挺挺的，我们还得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尸体捆扎起来，象木材捆子似的：有时，你可以将死人的胳膊弯屈起来，钩住另一个尸体的胳膊，这样一连一大串，能把尸体堆得高高的。”

    另一个司机离开了长凳，回到大楼里去了。“以前他听说过这些，”德国司机接着说，“当时他与纳粹德国空军在一起。他们的活儿是清倒垃圾。他们一连几个星期睡不好觉。我说，到了夏天更糟，糟糕透了。战前我常常包装水果，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到了部队他们叫我带一个埋葬班，我惯于包装橘子，有时橘子腐烂了，我们不得不进口橘子，这你知道。所以我还得重新包装，把那些烂橘子都挤进小箱子里，包好运回。在夏天处理死人就用这个法子。尸体都腐烂得不成样子，我就把他们摞起来不分彼此地往卡车里硬塞，就象一大堆垃圾。所以说我现在干的是好工作。跟死尸打交道可不一样，一年到头，我们没有兴致谈天，你知道。”他向莫斯卡咧开大嘴笑着说。

    莫斯卡心想，这个杂种到底怎样，自己还真有点喜欢他呢，他给人一种与人为善的感觉。

    “我喜欢谈天，”那人又继续说，“所以我不喜欢干部队那种活。这里的工作是一种快乐。我和孕妇坐在车箱里，她叫，我就说，‘大声叫就是了，外面的人又听不见。’他们哭的时候，象你妻子，我就说，‘哭吧，对你有好处；无论哪一个母亲生孩子的时候，都不免哭鼻子。’这只是说说笑话。我并不是逢人都照这样说。对不同的孕妇我都换新话题，大致都差不多，我不太多说，只是这些，让他们不致感到孤单，让她们感觉到好象我就是她的丈夫。”

    莫斯卡闭上眼睛说，“我妻子为什么哭？”

    “年轻人，这是件痛苦的事嘛。”那德国人想用责备的眼光瞅一瞅他，但面部骨骼抑制住他，只是善意地作了个鬼脸。“是疼痛使她忍受不住，就哭了，但是没什么关系，你可以看到她是幸福的。当时我想她丈夫难是一个幸运的人。我什么也没给她说，想不出来说什么好。看她疼出汗来，我就用湿手巾替她擦脸，当时她一个劲地直哭。可她一出救护车，就对我笑了，别的没啥，她很好，没啥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