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茨轻蔑地说：“那个蠢货不会自杀的。他没这个胆。”

    “从‘国宝’下降为‘蠢货’。”克劳迪娅若有所思地说。

    莫莉说：“那家伙绝对有点不正常。他会不在乎死的。”

    “他吸毒吗？”班茨问道，显得有点担忧。

    “不，”克劳迪娅说，“但是他常常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是个行为古怪的人，但他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

    班茨思忖了一会儿。她们两个的话不无道理。而且，除非万不得已，他从不愿意到处树敌。他不希望莫莉·弗兰德斯对他耿耿于怀。这女人是个可怕的人物。

    “我给伊莱打个电话，”班茨说，“如果他同意，我就带你们去医院。”他确信马里昂一定会推辞的。

    让他惊讶的是，马里昂说：“他们当然都可以来看我。”

    他们三个人坐着班茨的大轿车去医院，这是一辆宽敞的改型车，但绝对算不上豪华。车里装有一部传真、一部电脑和一部移动电话。太平洋保安公司的一名保镖坐在司机旁边。另一辆保安车载着两个人，跟在后面。

    透过茶色玻璃，整个城市看上去活像早期牛仔片中的米色画面。越往里走，建筑物越显得高大，仿佛在石林深处穿行。克劳迪娅常常暗自惊叹，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竟能从绿草萋萋、一派田园风光的小城进入由混凝土和玻璃构建的大都市。

    西奈雪松医院的走廊宽敞得像机场的大厅，但是天花板压得很低，宛如德国印象派电影中的一个古怪镜头。医院的一个协调员接待了他们，协调员是个长相俊俏的女人，穿着朴素大方但又时髦得体的套装，克劳迪娅不由得想起了拉斯维加斯的酒店“老板们”。

    她把他们三人领进一个专用电梯，一直开到楼顶的套问。这些套间都装着硕大的黑色雕刻橡木门，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门上的旋钮是黄铜做的，闪闪发光，门像大门一样向两边打开，里面有一个卧室，还有一间没有用墙隔开的稍大的屋子，摆设着用餐的桌椅，一个沙发，几张躺椅和放有电脑、传真机的秘书工作小问。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用作小厨房，除病人卫生间之外，另设一间客人卫生间。天花板很高，厨房、起居室和办公小间没有用墙隔开，活像一个电影场景。

    伊莱·马里昂躺在整洁雪白的病床上，脑后支着雪白的大枕头。他正在读一部桔黄色封皮的剧本。身旁的桌子上放着公文夹，里面有正在拍摄的影片预算计划。一个年轻漂亮的秘书小姐坐在病床的另一侧，记录他说的话。马里昂一向喜欢身边有美女相伴。

    比利·班茨亲亲马里昂的面颊，说：“伊莱，你看上去气色很好，真的很好。”莫莉和克劳迪娅也亲了亲他的面颊。克劳迪娅执意带来了鲜花，放在病床上。这种亲近的做法是有正当借口的。因为杰出的伊莱·马里昂病了。

    克劳迪娅像审读剧本一般留意着各个细节。从财经的角度来看，医院里的这几场戏演得几乎没有漏洞。

    事实上，伊莱·马里昂看上去并非气色很好。他的嘴唇发青，像是用墨水划了两道唇线，张嘴说话时，他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喘气。两个绿色的插头，从他的鼻孔里延伸出来，连着一根细细的塑料管，塑料管通着一个汩汩地冒着气泡的水瓶，水瓶伸入墙内，墙里头隐藏着一个储氧罐。

    马里昂注意到了克劳迪娅的目光。“氧气。”他说。

    “只是暂时的，”班茨急急地说道，“为了让他呼吸起来轻松一些。”

    莫莉没有理睬他们。“伊莱，”她说，“我把事情向博比做了说明，他说得经你点头才行。”

    马里昂似乎心情不坏。“莫莉，”他说，“你真是好莱坞最厉害的律师。连行将就木的人你也不放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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