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因。

    她向克罗斯提出同样的问题——尽管克罗斯是她的哥哥，却更让她难以捉摸。克罗斯认真地想了一会，最后说道：“我用不着提防他，韦尔从不想捞点什么。”克罗斯话音刚落，克劳迪娅就知道他说得再对不过了。克罗斯话里包含的实情让她大为震惊。欧内斯特·韦尔毫无心计，这真是他的不幸。

    克劳迪娅与欧内斯特·韦尔的交往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风流韵事，韦尔是个享誉世界的小说家，但在好莱坞却是无名小辈。而且韦尔没有任何交际才能，他招致的往往是别人的敌意。韦尔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与敏感的国内问题有关，政治立场往往不正确，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文章常常同时激怒两边的人。他嘲弄美国的民主选举；至于女权主义，他认为除非女人和男人在体质上一样强壮，否则女人就难以改变从属于男人的地位，他甚至提倡女权主义者建立起准军事训练小组；在种族问题上，他写了一篇有关语言的文章，建议黑人改称自己的种族为“有色人”，因为带“黑”字的词语许多都是贬义，比如说，“黑暗阴险的用心”，“漆黑如地狱”，“乌黑的脸色”，而且“黑”这个字总带有不好的涵义，唯一例外的只有“式样简单的黑色上衣”。

    接下来他又坚持说所有地中海一带的种族都称为“有色人种”，包括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希腊人等等，这下就把黑人和白人都得罪了。

    写到阶级问题时，他认为占有大量财富的人不得不采取残酷的防守策略，而穷人犯罪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被迫反抗富人为保护自己财富而制定的法律。他还认为一切社会福利不过是对穷人的必要的贿赂，以防止他们起来造反。至于宗教，他认为可以当作治病救人的良方。

    不幸的是，没有人能猜得出，所有这些言论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仅仅开开玩笑。这些怪癖的言论从不曾出现在他的小说里，所以读他的书也无助于了解他的思想。

    但是通过合作改编韦尔的畅销小说，克劳迪娅与韦尔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韦尔是个很好学的学生，对克劳迪娅推崇备至；而克劳迪娅也很欣赏韦尔略带尖刻的玩笑以及他那“忧国忧民”的严肃劲儿。韦尔在实际生活中对钱财满不在乎，但在理论上却把钱财看得很重，这种双重态度给克劳迪娅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他太天真无知，竟然不晓得权势在这个世界，尤其在好莱坞起到什么作用。克劳迪娅和韦尔相处极为融洽，她拿来自己的小说请韦尔读。第二天，韦尔带着写上了阅读心得的小说来到电影制片厂时，克劳迪娅真是受宠若惊。

    克劳迪娅的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发表，完全是由于她本人是个成功的电影编剧，而且她的经纪人梅洛·斯图尔特也从中使了不少劲。小说得到了几篇略有好评的文章，但由于克劳迪娅的身份是电影编剧，讽刺挖苦的评论也有一些。不过这并不影响克劳迪娅对自己作品的喜爱。这本小说既不畅销，也没有人提出买下它的电影改编权。但它毕竟印成了铅字。克劳迪娅在给韦尔的这本书上题着：“献给当今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不过克劳迪娅这样做无济于事。

    “你是个幸运的姑娘，”韦尔说，“但你不是个小说家，你只是个电影编剧。你永远也成不了小说家。”接着，韦尔花了半个小时，不带任何恶意或嘲弄地把克劳迪娅的小说作了彻底的解剖，告诉她这部小说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没有任何结构，没有任何深度，人物刻画没有力度，就连克劳迪娅最擅长的对话描写，也是糟糕透顶，风趣幽默但不着边际。韦尔的这番评论简直无异于残忍的谋杀，但他讲得有理有据，克劳迪娅只得承认这确是事实。

    最后，韦尔又说了一通他自认为是一番好意的话：“如果作者是个18岁的姑娘，这倒是一部蛮好的小说。”韦尔说，“我所提到的那些缺点，你会随着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