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沉的熟睡中被某种声音弄醒了，透过旅馆房间那百页窗的缝隙，我看见加利福尼亚黎明的曙光。这时电话铃响了，弄醒我的就是它。我躺在床上呆了几秒钟，看见躺在床的另一边的詹娜丽连金发都几乎缩进了被子里。电话铃继续响着，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洛杉矶现在正值清晨，如此看来这个电话一定是从纽约打来的长途，也一定是我妻子打来的。除非出现紧急情况，否则维丽是不会打长途来的，会不会孩子出事了？在詹娜丽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接到这个电话，我不由得产生一种负罪感。我拿起听筒时，很希望电话的铃声没有吵醒她。

    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你是墨林吗？”

    我马上就肯定她不是维丽，但也听不出是谁。

    “是的，请问你是哪位？”

    原来是阿迪的妻子潘。她声音颤抖地说：“阿迪今天早上心脏病发作了。”

    听了她的这句话，我的不安情绪稍微减轻了些——不是孩子出了事。阿迪的心脏病以前也发作过，因此我觉得他的病情不会太严重。

    我对潘说：“真糟糕，我马上就坐飞机赶回来。我今天就可以到家，他现在是不是在医院？”

    电话里的声音稍停了一会儿，然后我听到她哭着说：“墨林，他这次没能挺过来……”

    我一时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真的不明白，所以没有丝毫震惊的感觉，只是愣愣地问她：“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死了？”

    她回答说：“是的。”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说：“早上九点钟有趟航班，我下午五点钟就可以赶回纽约，我到时直接去你家。你要我通知维丽吗？”

    她回答道：“是的，请通知她。”

    在电话里我并没有讲我非常难过之类的话，我什么安慰的话都没讲，只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今晚就可以回来。要不要我打电话告诉你的父母？”

    她回答我：“是的，请通知他们。”

    我再问她：“你没什么吧？”

    她说了一句“我没事，请马上回来。”之后就挂上了电话。

    詹娜丽坐在床上，望着我。我什么都没说，拿起电话又给维丽打长途，告诉她已发生的事情，叫她到时去机场接我。她还想就这件事再多谈一会儿，但我对她说现在我没时间谈了，还得收拾行李去赶飞机，等见面时再详细讲吧。挂上她的电话后，我又和接线生联系上，打通了潘父母家的电话。幸好接电话的是潘的父亲，我对他说了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们夫妇将坐下一班飞机赶去纽约，还说他会打电话给阿迪的妻子。

    我挂了电话后发现詹娜丽正在望着我，关切地研究着我的表情，她已经从我打电话时所说的内容得知发生的情况，但她什么也没说。我用拳头敲击着床，大叫：“不、不、不、不！”我既不知道自己在吼叫，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动作，接着我就失声痛哭，只觉得全身都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而且似乎感到自己正在失去知觉，于是我从柜子里抓起一瓶威士忌喝起来。我记不清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恍恍惚惚中依稀知道詹娜丽给我穿好了衣服，陪我走出旅馆大厅，送我上了飞机。当时的我简直就像一具僵尸。这件事过了很久，我又回到洛杉矶时，詹娜丽才告诉我当时所发生的事：她不得不把我放进浴缸，以便我苏醒过来，然后给我穿好衣服，为我订好了机票，送我上了飞机，还把我托付给空姐和主要的机组人员，请他们照顾我。我一点也记不清这次的飞行情况，我只记得我突然就回到了纽约，维丽正在机场等我，一下子我的身体和理智全复原了。

    我们开车到阿迪的家，我负责掌管一切和安排一切。阿迪生前就已和妻子商量好了，在他死后要按基督教的礼仪来安葬。好在我的身体还能挺得住，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