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娜丽张大眼睛，做出恐惧的表情说：“贝拉·瓦特伯对我说：‘你愿意亲我的乳房吗？我亲爱的！’”

    詹娜丽说到这里，一下子瘫在床上，躺倒在我身旁，但仍然继续说：“我冲出房间，跑下楼梯，逃离了那幢房子。为此我足足等了两年才找到工作。”

    “这座城市可真够野蛮。”我感叹道。

    “不，”詹娜丽说，“如果我事先和女朋友再谈八个小时，也许我就会肯干了，这仅仅是能否鼓足勇气的问题。”

    我不出声，只是对着她眯眯笑，她则盯着我的眼睛，对抗着。我说：“是的，不过这又有什么区别？”

    当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时，我设法去听多兰的意见。

    “老缪斯是个危险的人物，得提防着他。”他的这个意见和我的不谋而合。

    缪斯·瓦特伯是好莱坞最酷爱权势的人物中的一个，他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在财力上比大多数的电影制片厂都要雄厚，但生产的影片却最糟糕，然而这个全身连一个艺术细胞都没有的缪斯·瓦特伯，竟然在生产艺术的领域里创造了摇钱树！就凭这，他成为公认的奇才。

    瓦特伯是个不太整洁的胖子，身穿裁剪马虎的维加斯式的衣服，平时沉默寡言，从不流露情感。他信奉的原则是：只有你能够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他才肯给你。换句话来说就是：你要是没能耐强迫他和他的律师拿出来的东西，他就坚决不给你。他在影片提成方面欺骗制片人、明星、作家、导演等人倒是一视同仁。生产出了好片子后，他从不感谢导演工作的出色，演员表演的精湛，作家剧本的优秀，他的理由是他曾为劣质的东西付出过很多次大价钱，所以凭什么还得对一个称职人员的工作多付钱呢？

    瓦特伯就像人们谈论战争那样谈电影，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要想做煎鸡蛋，不打破鸡蛋不行。”如果某个生意合伙人因为自己和他有交情，或者某个演员因为敬爱他，以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有多深，到头来因不明不白地被电影制片厂克扣了工钱而去向他提出疑义时，他总是淡淡一笑，冷冷地说：“我一听到这个‘爱’字，就赶紧伸手捂住钱包。”

    他对仁义道德不屑一顾，别人指责他缺乏信誉时他反而以此为荣。他根本就不希罕获得言而有信的美名。他认为握手是表面功夫，只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真格的。只要有机会去骗取合伙人的建议和剧本，克扣他们的电影利润的合理提成，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干。要是那些过度疲劳的艺术家（制片人太了解情况了，明知道反对只是徒费口舌）忍无可忍地去责备他，他就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是个电影制片商！”腔调和波多雷对一个类似的责难做出的回答：“我是个诗人！”一模一样。

    瓦特伯使用律师就像流氓使用枪那般随便，玩弄感情就像妓女玩弄性爱一样老练，利用好的作品就像希腊人利用特洛伊木马。他支持罗杰兹退休演员之家就等于以色列支持千百万印度饥民和在阿拉伯各国栖身的巴勒斯坦难民，要想他对别人行善，就等于是要他做违反自己本性的行为。

    瓦特伯刚接管时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是个亏损严重的厂，他立刻在电脑中设置了严格的底线基数，订出全城最苛刻的条件，另外，他从不为创造性的主意冒险，要干也要等这些建议在别的厂得到验证为止，万一遇到紧要关头，他的王牌就是紧缩开支。

    别的制片厂拍一部影片动辄耗费上千万美元，而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拍一部片子从不超过300万美元，事实上，一到费用超过300万时，缪斯·瓦特伯本人或三个副总裁中的一个就会一天24小时地盯着你了。他要制片人张贴完成契约的承诺书，要导演以自己提成的百分比发誓，要演员们千保证、万保证，反正大家务必按预算把影片拍成。凡是能按预算或低于预算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