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好莱坞的代理人多兰·路德打电话告诉我莫勒马的死讯，还告诉我第二大将在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召开一次大会，专门讨论有关把我的那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要求我马上飞回洛杉矶，他会到机场去接我。

    我在肯尼迪机场打电话给詹娜丽，想告诉她我到洛杉矶来了的事，但是电话里只传出她留在录音机里的略带法语口音的声音，我只好给她留下了口讯。

    莫勒马的死亡对我的震动很大，在过去的几个月和他共事的日子里，我已经逐渐地变得非常尊敬他。他从不说废话，长着一双锐利的鹰眼，一下子就能够发现剧本中或者影片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每当他给我放电影时，总会一边讲解一些诸如为什么某个镜头不行，如何去发现一位演员的天才，以及即使这位演员扮演的是一个坏角色，也可以一目了然他的资质等等有关的知识。我们经常争论不休，他坚决认为我的文学势利眼是防御性的，是由于我没有认真地研究电影造成的，他甚至还主动提出要教我如何当电影导演，只是被我毫不客气地谢绝了，为此他还一个劲地刨根问底，非要我说出不想当导演的理由不可。

    我告诉他：“一个人仅仅是活着，能站着不动，不打扰别人，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主宰命运的君主了，偏偏许多人不肯不打扰别人，我之所以讨厌人生的原因就在于此，而电影导演则是世界最霸道的主宰命运的君主。想想那些遭到你拒绝的男女演员有多么痛苦吧！瞧瞧那些得听从你的命令的人有多么屈辱吧！再看看你所花的钱和你所操纵的命运有多作孽吧！而我只是写书，从不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提供帮助，他们有着和不看的选择。”

    “你说得不错的原因是，”莫勒马说，“你永远也当不了导演，但是我认为你的其他观点却糊涂到极点，没有人会像你所说的那么被动。”

    当然，他是对的，我只是想控制一个自己完全独立的世界。

    对于他的死，我感到悲痛，尽管我们彼此之间不甚了解，我对他还是有好感，同时我也有点担心我们那部电影的命运会不会因而不利。

    多兰·路德准时到机场接我，他告诉我将由杰夫·瓦更担任制片人，“三重文化”已经吞并了莫勒马的电影制片厂。他还提醒我做好要碰上许多麻烦事的思想准备。在去电影制片厂的途中，他给我简单介绍了“三重文化”的大致运作的情况，介绍了缪斯·瓦特伯以及他的妻子贝拉，还有杰夫·瓦更等人的情况。作为开头，他告诉我，他们虽然不是好莱坞最强大的电影制片厂的首脑人物，却是最令人憎恨的家伙，人们通常因此把他们的制片厂称之为“三个恶棍电影制片厂”。他说瓦特伯是条鲨鱼，其他三个副总裁是豺狼。我纠正他说不应该把比喻体搞乱了，如果瓦特伯是条鲨鱼，其他人就应该是鲭鱼。我一路上谈笑风生，但是我的代理人根本就听不进去，冷不防，他还冒了一句：“我希望你打条领带。”

    我看了看他，只见他上身穿了件精美的黑皮外套，里面是一件圆领的汗衫。他耸耸肩继续说：“缪斯·瓦特伯完全可能成为一个闪米特族人的希特勒，只不过他的手法有点不同而已，他会在把所有的成年基督徒送入毒气室后，再为他们的子女设立大学的奖学金。”

    我懒散而舒服地坐在多兰·路德那奔驰450SL型的轿车里，心不在焉地听着多兰的唠叨。他告诫我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我的那部电影将有一场恶仗要打。他又说杰夫·瓦更将成为制片人，瓦特伯对这部电影有着个人的兴趣。多兰还说正是他们对莫勒马的骚扰导致了他的死亡。我把这种说法当作好莱坞典型的夸张手法而置之脑后。这一路上多兰说的所有的话的实质，无非都是要告诫我：今天将决定这部电影的命运。于是在继续开往电影制片厂的长长的路途中，我调动了大脑里的所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