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郎用力地点点头，满面春风地笑着说：“太好了，你们想得真周到！”一边激动地握着科里的手。

    文郎接着做手势让二毛田打开他带来的公文包，里面满满地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叠叠钞票，科里瞪大了双眼，他不知道这个包里到底有多少钱。

    “我们想把这笔钱存入你们赌场的金库，”文郎说，“我们在这次短短的假期中需要钱时随时都可以取出来。”

    “那当然啦！”科里答复他。二毛田关上箱子，他们两人到楼下的赌场去存钱，留下文郎一个人在套间里梳洗清洁。

    他们俩走进赌场经理的办公室，在那里数清了钱的数目，总共50万美元。科里要职员给二毛田收据和办好必要的手续，以便他们在赌桌上要钱时随即可以支取。赌场经理和科里还准备在赌场帮助各赌档老板以及巡视员确认文郎和二毛田，这样，无论在赌场的哪个角落，只要这两位日本人举起一个手指表示要支取筹码，马上签张单据就行了，省去了确认身份等诸多麻烦。总之，他们将会享有皇室般的待遇，受到至尊级的敬重，当然，这种尊敬只有和金钱挂钩时才是绝对真诚的。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科里每日一大早都带着戴茜熬的汤赶到酒店。负责送餐到房间的服务台按照他的指示，一旦文郎先生要早餐就通告他。科里等他进餐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就敲门向他问候早安。每次他都看见文郎正坐在钢琴旁入神地弹着，装汤的碗则空着放在他身后的桌子上。在这些早晨的会见中，科里为文郎和他的朋友安排了看演出的票子和参观游览的路线。文郎先生总是充满感激，面带笑容，彬彬有礼，而二毛田先生则从连接两个大间的门走出来和科里打招呼，极力称赞早餐的汤是多么美味可口，很明显，他也分享到这种汤了。科里没有忘记像他们那样微笑着点头。

    这十个日本人逗留在拉斯维加斯赌博的三天里，惊动了当地的所有赌场。他们总是集体行动，一起出游，一起在同一个纸牌档上赌，当文郎控制到牌架的时候，他们全下同一种赌注——赌庄家。有时他们连续赢，幸好这种运气不是发生在桑那都。他们一般只赌纸牌，偶尔也会赌赌“生活乐趣”这种更具意大利风味而不带东方色彩的赌博项目。当文郎为自己发牌得到常胜的八或九点时，就会兴奋得连连拍打牌架的两侧并敲打桌子，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赌客，要是赢了一次2000美元的赌，更会兴奋得难以自制。这使科里感到非常困惑：这位文郎先生在这里存有50万美元，为什么竟然会为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数（虽然已是达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最高限额）就如此手舞足蹈？

    他只有一次看见文郎那常常微笑的英俊的外表下遮掩着的强硬一面。那天晚上二毛田在赌客的位置上放下了赌注，当时文郎正掌握着牌架子。文郎长时间地盯着他，眉毛都拱了起来，用日语嘀咕着什么，科里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里有戴茜警告过他不要发出的嘶嘶声，二毛田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歉的话，并立刻把赌注投向文郎的一方。

    这次旅行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文郎和他的随行人员回日本时赢了十万美元，但他们却在桑那都大酒店输了20万！他们的损失全是在其他赌场赢回来的。他们已在拉斯维加斯留下了一个传奇故事：这十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家伙在赌城里赌完一家又一家，谁见到他们都忍不住心惊胆颤。这十个壮汉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赌场，仿佛是殡葬工人来赌场收集钞票的尸体！纸牌赌档的老板从罗斯莱斯司机那里得知他们的去向就马上通知那个赌场做好准备，以便隆重地接待他们。所有的赌档老板都在交流信息。就是通过这一渠道，科里才获悉原来二毛田是个东方的好色之徒。此人在其他酒店嫖妓，这意味着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想让文郎知道自己喜欢嫖而不愿意赌。

    临别时，科里送他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