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管，抠动了扳机——就在这永恒的一刹那，他感到了从恐惧中得到解脱的恬适”。书中的正面人物阿迪，“当他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时，临死前一刻，他妻子试图对他实施嘴对嘴的复苏疗法，他却不安地躲开她。他生命中的这一最后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生活的压力太大，他的美德太难保持？”

    在这样的社会，小人物为改善自己的命运，不遗余力地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科里一直在不择手段地向上爬，渴望着有朝一日取代郭鲁尼伏特，并为此走上了背叛的道路．但是“他在倒算牌架上的牌时出了差错”。郭鲁尼伏特称他是“又一个被百分比碾得粉身碎骨的赌徒”。郭鲁尼伏特笃信百分比，他说人“必须有赖于百分比生存。人不能指望运气，运气是靠不住的魔法。”百分比是什么呢？百分比既是强大的有形势力，又是这个社会的本质。小人物死了，只能是愚人之死。

    《纽约时报·书评》一针见血地提出：“在那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而愚人只有死亡的下场。”

    这部小说的谋篇布局很有特色，显示了作者驾驭小说结构的功力。小说展开的时间长达数十年，地跨美国东西部的纽约、维加斯和好莱坞，故事情节和人物有许多又互不相联。作者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把它们交织在一起。在时间上，他的视点是不动的，始终随墨林（我）立足于当前，在展开情节的同时多用回忆或听别人回忆来追叙久远的过去，身处此时而述及彼时，犹如放飞风筝，放得开而收得拢。在空间上，他的视点在来回地动，基本上随墨林（我）的行踪转移而转移，或以墨林关注的对象来聚焦。犹如舞台上的追光，充分展示不同的人物形象。这样，小说的时空容量就大大扩展了，而且情节看似散慢，但有机组成，主题凝炼而实不散。

    小说交替使用第一、第三人称叙述，以墨林（我）串联场景，似红线串珠。这样，作者既能跳出三界，客观冷眼观察，增强理性描写的力度，又能以“我”直接进入故事情节，抒发亲身感受，从而增加故事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