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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为什么不亲自传教
一个具有神性的概念。从表面上看,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但是,由于它是一个虚拟的主体,一个可塑性概念,其解释权在政府手中,这也意味着权力的起点仍在政府。事实上,这也是纳粹当年口口声声代表人民,最后却只能代表人民作恶的原因所在。

    不难发现,在“前现代政治”时期,人们尊重的不是精神平等的契约,而是一些神秘力量。一方面,皇帝、教会、极权组织都会通过对上天、上帝、人民等概念的解释来合法化、强化自己的统治,他们吹嘘自己是上天之子,或是通向天堂与真理的唯一中介,并且漫天要价,收取天价过桥费与中介费;另一方面,当民众在法庭上反抗而不得时,同样会将自己的拯救希望诉诸鬼神,有的甚至还会希望自己变成厉鬼,为往世的冤屈复仇。对鬼神资源的挖掘,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长期存在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悖论——人类的正义只有通过“非人类”的赠予才可以解决。

    在人类的心灵深处,“非人类”总是那样迷人。那种先验式的“天赋人权”总是比生长于大地上的“人赋人权”更具有合法性,也更具有煽动性。所以,历史上即使是那些“人赋政权”的起义,通常也会打出“天赋政权”的旗帜以招揽民心。比如说在中国,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以鱼腹藏书言明“天意”,表明是“天”要灭秦;水浒里的造反派同样搞“替天行道”,借“天”落草,继续上演“天民反抗天子”的历史连续剧;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让杨秀清口吐白沫,搞天父与天兄的“行为政治”,就在口中白沫四溅之时,这位“米斯特杨”立即变成了一部传达上帝旨意的传真机。当然,这与上帝联网的传真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世上仅此一部,正是这种绝无仅有垄断了来自天堂的所有消息。从这方面说,历朝历代,以祖宗、上天或真理之名义夺权者,多半都有一个口吐白沫,争当上帝传真机的过程。谁又能说,前苏联的《真理报》不是这样一部收发真理的传真机呢?

    伏尔泰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它造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真诚地相信,人类确实制造出了上帝。二十世纪,当启蒙运动将人的理性上升为真理,而权力拥有者因为独占真理而获得某种神性时,他们同样将自己变成真理与民众之间的唯一中介。不同的是,从前所谓的“君权神授”,此时变成了“政(府)权(力)真理授”。权力垄断了有关真理的一切定义与解释,从而使自己变成了真理的唯一生产者与捍卫者。

    如果说民主是“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专制则是“通过真理救济真理”,两者虽然都是行动上的重复,但其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民主“以选择救济选择”是在试错与纠错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骨子里它是具有忏悔精神的。与此相反,“以真理救济真理”的可能结果却是,为了维护最初的真理的正确与威严,必须不断地制造新的真理,真理才因此具有某种原教旨主义气息。其一逻辑更像是,说了一个谎,必须用一千个谎来圆它。

    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源源不断地生产真理,导致真理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或失去信用,真理因此只具有审查而无动员的效力。换言之,它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民众什么是符合真理的,但是却不能号召大家继续为真理效忠,为某种神秘力量献祭。

    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国家终于从神权走向人权,实现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公民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公权力,有着怎样的私权利,知道自己每时每刻的想法,一切都由自己做主,而不必揣测那缥缈的“上帝”或“真理”究竟为何水性杨花、朝三暮四,更不必担心被那些垄断了上帝与真理的解释权的唯一“政治中介”揩油。

    一只特立致行的猩猩

    权力垄断者不遗余力地告诉人们,唯有自己才是国民走向幸福生活的唯一可能。就像媒婆“会说媒的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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