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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民到梭罗——与王学泰谈游民与中国社会
,统治阶级对类似作品采取的通常是一种压制态度。比如清代甚至为此颁布圣旨,禁止类似作品的出版和演出。在历史上也几度被禁,不过有时它也会被皇家改编,比如乾隆年间的宫廷大戏《忠义璇图》便是关于水浒人物的。也就是说,在反传播的同时,统治阶级也想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

    熊培云:哲学家黎鸣先生曾经和我谈到,中国的四大名着其实反映了“四大绝望”。如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的霸主,里贪赃枉法的官僚,里社会体制的僵死以及对未来深沉的绝望,还有所体现的儒家理想的幻灭,等等。

    王学泰:和不同,和都是由<dfn>http://www?99lib?net</dfn>说书人等等慢慢发展来的,反映的是底层的事情。我想黎鸣讲的“四大绝望”也是真实的,专制社会本来就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中国社会在过去也一直没有逃出战乱、治乱的循环。不过在我看来,一切“乱”其实都是始于“治”,或者说是“治中之乱”为“乱中之乱”埋下了伏笔。

    贵族传统与游侠精神

    熊培云:记得有一年在柬埔寨旅行,有当地人和我大谈不错。几年前,在中国热播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一句话便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如何理解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侠义精神”?

    王学泰:《水将传》是游民讲给游民听的故事。游民自诩为侠,实际上宋朝及其以后是“江湖侠骨已无多”的时代了。“侠义精神”最早源自游侠,“侠义”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认为最少有两点:一是利他;二是反主流。所以,水浒里只有鲁智深才算侠,他不仅反主流,而且救人不求回报。相反,其他人的打抱不平大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

    李惧之先生当年问我西方是否也有游民心态,我说当然也有,但西方的宗教和贵族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游民心态,这和中国有些不同。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游侠其实是贵族社会的流风余绪,或者说只有贵族社会之后才会出现游侠。为什么汉、唐游侠多,主要原因就在于先秦是贵族社会,南北朝期间建立的诸多国家(特别是北朝)也具有贵族化倾向。比如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贵族被消灭了,但热衷公共事务的贵族精神却不是一两代便可以消失的,这些贵族精神流传到汉代,就形成了一些反主流的、抗上的,同时具有利他精神的游侠。游侠与游民不同,游侠是一种生活选择。为什么要做侠?可能是因为良知、习惯,甚至是受到记录游侠作品的影响向往不平凡的生活,而不是简单地为生活所迫。不一定有什么政治目的,而是基于内在的强烈追求。像堂吉诃德,大家笑他,但如果他挑战的不是风车而是真的敌人,我们还会笑他吗?

    严文井先生曾说中国的土壤里产生不了堂吉诃德,只能产生阿Q,就是因为贵族社会过早地消失(与欧洲相比自宋代以来游民文化泛滥,而唐代还是有些贵族气的,到了宋代就完全是个世俗社会了)。

    熊培云:所以像李白能够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不过,就民间创造和社会发展而言,唐远不及宋时那般气象万千。

    王学泰:唐朝的诗人脚步都走得特别开,视野很宽阔,什么也不在乎,因为没有生存之虞(盛唐时),“游”只能使他们心怀开阔。杜甫写了一首诗记录自己的万里之游,名为《壮游》。这时候游民倒是很少,当然也没有游民生存发展的环境,如果失去了土地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城市养不活他们。唐朝不像宋朝经济全面发展,人口十万以上的城市就有数十个,而盛唐的繁华主要集中在长安等几个城市。

    熊培云:我注意到您提到的无论是先秦还是南北朝时期,当时都是天下分立。是不是可以认为贵族的产生有赖于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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