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给我贴上了“汉奸”的标签。一位法国外交官朋友看到后，甚至告诫我从此谨言慎行，小心卷入中国正在上升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首先我要说，一个独立思想者被读者谩骂并非全然是坏事。积极生活与积极思考是同样重要的。如果你能积极处之，这些谩骂不过是表明了你的文章找到了真正需要阅读它的人。即使你不是出于说服的目的，至少你会相信，当这些“认死理”的人了解到一些与他们不同的观点，这对他们思考世界或中国时可能是有益的。他们不会立即改变“先入为主”的观点，但是也许能够“后入为辅”。

    谈到王直，我的观点是，没有谁生来就是做汉奸的坯子。既然“时势造英雄”，自然也会“时势造汉奸”。而时势，就是一个时代的命运。从这个角度上说，今日中国人更应该反省的是我们的文化与时代本身，而不是停留于指责某人是“汉奸”，实际上也是在为众人开脱。如雨果评论法国大革命一样，“真正的革命观点是不指控任何人。谁都不是无辜者，谁都没有罪”。事实上，从时代命运或社会的角度来说，王直这位被追认的“汉奸”亦不过是弱者。

    至于为什么许多人反对你，那不是我要考虑的。值得一提的是，传播学有个“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否则，为什么同一篇文章在不同的论坛得到的反馈却完全不同？为什么在门户网站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而在天涯、凯迪等论坛却成了“国家的栋梁”？

    问：你认为现在还有什么在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

    答：中国已翻过了“奖状治国”的时代。关于这一点，还是要从“谁投资、谁受益”这个实用的角度来分析。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海内外学界以及各国政府持续的关注。九十年代的“说不热”，不过是一次关于民族主义营销的成功案例。同样，现在像《环球时报》等报纸关于民族主义的暧昧态度，我宁愿把它看做是该报关于民族主义的市场营销。媒体真正关注的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而是极端利润主义，是发“未来的国难财”。所以，我讲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如果有的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休闲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齐头并进，水涨船高。

    我之所以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持怀疑态度，还因为中国并没有一个关乎民族主义的“统一纲领”。比如说，中国指向美国的“民族主义”偏重官方色彩，目的是要保住中国政治的本土特色，然而事实上，从历史上讲，中美之间并没有什么难以化解的深仇大恨，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受惠于美国；而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则偏重民间。由于日本侵华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中国两党争相放弃索赔的历史玩笑，战后几十年，这种仇日情绪被简化为“中国要复仇”，但这是一种“复仇主义”，而不能简单归类为极端的、排外的、扩张型的民族主义。如果说民族主义仍以民族利益为最高指引，那么“复仇主义”所追求的则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与满足，它可能包括一毁俱毁、玉石俱焚。这种复仇与人们追求的幸福与自由并无关系，甚至完全背道而驰。

    如何看待“左”派毛主义者？

    问：为什么“左”派毛泽东主义者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失望？

    答：一方面是社会本身的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变相被国家抛弃；当权力寻租的现象越来越猖獗；当贫富分化的事实越来越严重，人们对中国发展的失望是整体性的。只要不无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公正，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